“刘焕荣”想过用找出杨伯峰的办法找高凌峰出来，招式不怕老，好用就行。
但是，这个招式不安全。
首先，高凌峰作为冈山空军眷村走出去的明星，在眷村里面的声望肯定不是一般的高，自己动高凌峰，恐怕会有人出来挡横。
其次，找杨伯峰出来是为了干掉他，几枪就能解决，但是如果几枪打死了高凌峰，那就失去了刮他出来的意义。董贵森的命令不是杀掉高凌峰，而是“给他点颜色看看”。
好在“刘焕荣”是见过高凌峰的，最起码不像杀杨伯峰之前那样两眼一抹黑。
实在想不出办法的“刘焕荣”，只好采取了最笨的办法——蹲守。
眷村的等级差别很大，等级高的像美国郊区的小区，低的简直就是贫民窑。在所有军种的眷村中，空军眷村算是条件最好的。这是因为空军的待遇和福利是各兵种中最好的，所以台湾有句俗语“空军少爷兵”。
但是，空军眷村的家庭没几天就有可能接到噩耗，家属遇难，所以空军眷村也总是笼罩着一层伤痛的阴霾。《黑蝙蝠中队》就是流传在空军眷村的童话，或者是鬼话。
眷村内部一般是没有正规旅馆的，都是被称为“民宿”的小旅店。由于空军眷村比较好的条件，“刘焕荣”寄居的这家民宿，虽然也是只有三五个房间对外开放，但是胜在干净、整洁。
高凌峰知道自己得罪了在台北呼风唤雨的三联帮，所以不在台北待了。但是，高雄是自己地盘，当然不改其大排场，出入都是前呼后拥。
第二天，“刘焕荣”就从眷村中特有的五湖四海的方言里听到，高凌峰在蓝宝石歌厅登台表演。
1962年，台视开台。当时，台视推出一档节目《群星会》。于是，民众开始可以在电视上听歌了。
但听着听着，民众就想要看歌星的真容。于是，线下的歌厅嗅到了商机，邀请当红歌星前去驻唱。如果今天挂出当红歌星的牌子，那么那家歌厅基本就会爆满，门票卖个满堂彩。
董贵森的宝马歌厅就是采取这个模式，买下高凌峰的档期，才惹出这么一档子事。
与拥有大量电视台的台北相比，台湾南部很难看到明星本人，这或多或少造就了之后南部看秀比北部更盛的风气。随着台湾的经济起飞，人们开始有更多钱花费在休闲娱乐上。与其他地方相比，高雄因为港口、钢铁、石化建设，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让歌厅有了适合发展的外部环境。
1975年，蔡有望与妻子陈莺创办了蓝宝石歌厅。歌厅离高雄火车站不远，便利的交通带来满满的人潮。只要有假日，高雄和周边县市的居民想要看明星的，蓝宝石就成了不二之选。
蓝宝石歌厅的崛起，甚至还带动了周边发展。整条巷子充斥着被人潮吸引而来的商家，附近还开了东南戏院、西北戏院、今日戏院、世雄大舞厅、太阳城西餐厅，与蓝宝石歌厅相互辉映。
这样一个捞金的所在，当然很能吸引高凌峰。
“刘焕荣”决定就在蓝宝石歌厅这个人潮汹涌的地方，给高凌峰一点颜色看看。
于是，二话不说，“刘焕荣”乘车来到了蓝宝石歌舞厅。
“刘焕荣”不能直接打死高凌峰，所以半路上他另外买了一把斧头。
坐在蓝宝石歌厅的舞台上，看着台上高凌峰带着阿珠和阿花两位和音天使唱唱跳跳，“刘焕荣”觉得这小子唱歌还蛮带感的。
一曲歌罢，高凌峰正在台上和台下的观众哈拉的时候，“刘焕荣”猛然站起身，从腰间拔出一把斧头，瞄准高凌峰的腿部呼啸着扔去。
飞斧砍中高凌峰的大腿，顿时血流如注，高凌峰倒在舞台上，惊起一滩鸥鹭，不是，台下观众纷纷尖叫。
“刘焕荣”掏出手枪，瞄准歌厅天花板上的彩球灯、各色彩灯，就是几枪，本来就灯光昏暗的歌厅变得黑灯瞎火，人群纷纷朝门口涌去，“刘焕荣”也混在人潮中挤出了蓝宝石歌厅。
事后，台湾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在《现象七十二变》的歌词中，就反映了这个事件：
有人在大白天里彼此明争暗斗有人在黑夜之中枪杀歌手。
显然，罗大佑是搞错了，“刘焕荣”开枪打的是灯光，修理高凌峰用的是飞斧。
……
台北有三联帮，高雄当然也不会是一片净土。
高雄地区第一帮派是西北帮，西北帮帮主“时钟”龚树清对蓝宝石歌厅发生的事情大为火光。
出生于贫民区龚书清从小就不喜欢读书，每每在课堂睡觉时候，只要下课铃声响前的一分钟，他必定会醒来，正因如此，老师为他取了“时钟”的绰号。
因为常常在学校打架斗殴，龚树清被学校列入了不良学生的黑名单，分到了不良少年专属的“放牛班”。进入“放牛班”之后，龚树清如鱼得水，结识了班里面另外17个不良少年，他们一见如故，决定组成自己的帮派，买来了18把斧头之后，他们就把帮派取名为“十八斧头帮”，龚树清任帮主。
十八斧头帮成立后，龚树清把目标瞄准了高雄火车站。当时，高雄火车站属于猪灶帮的地盘。只不过，依靠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龚树清带着十八斧头帮，打败了猪灶帮50人的小分队，龚树清一战成名。
当时的猪灶帮老大吴守雄，用道哥的话说“正处在事业上升期”，并没有把十八斧头帮的行为视为挑衅，而是“英雄识英雄”地向龚树清提出了结盟。
于是，十八斧头帮和猪灶帮合流，共同成立了以结盟地点——西北戏院命名的西北帮，形成了“龚树清吴守雄”双巨头模式，以高雄火车站、二号运河及八德路蓝宝石歌厅一带为地盘，掌控野鸡车、歌厅包档包秀、控制流莺。
蓝宝石歌厅作为西北帮的核心地盘，发生枪击事件，对于西北帮和龚树清的威信是个很大的打击。
和二十年前的吴守雄一样，龚树清也生出了爱才惜才之心，一方面封锁高雄市的外出通道，一方面放话要求枪击者和自己会面。
“刘焕荣”本来想乘坐纵贯线回到台北，但是高雄火车站的门口，一群明显不是警察的人对每一个可疑的人都上前搜查一番查看是否携带枪支，对于不认识的帮派人员更有多名持枪人员上前盘问。
出于谨慎的考虑，“刘焕荣”又转到客运站，也是一样的场面。
同时，“刘焕荣”也听到了西北帮老大要求枪手“自首”和“自首可以免罪”的消息。
“刘焕荣”眼看没有办法离开高雄，只好前去面见龚树清。
在龚树清的办公室里，“刘焕荣”大大方方地坐在龚树清面前，龚树清也歪着头直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身材高大、相貌俊朗的年轻人。
龚树清首先打破沉默，说道：“你和高凌峰有仇？”
“刘焕荣”说道：“他放鸽子放到我老大头上了，我老大叫我来教训他。”
龚树清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你老大是谁？”
“刘焕荣”说道：“我叫刘焕荣，我老大是三联帮忠堂堂主董贵森。”
龚树清挥手召过来一名小弟，小声在小弟耳边吩咐了两句。
小弟出去不久，带着一个和“刘焕荣”长得有些相像的男人来了。
龚树清说道：“你如果是刘焕荣，那么他是谁？”
“刘焕荣”掏出怀里的身份证，比对了一下手里的身份证和来人，然后把身份证放在面前的茶几上，说道：“我是从香港跑路来台湾的，在台中捡到了一张身份证，和我长得挺像的，而且名字里有一个字和我相同，我觉得有缘，就冒用了这个的身份。看来这位兄弟，就是真正的刘焕荣。”
刘焕荣坐在“刘焕荣”身边，拿起自己的身份证，用山东话说道：“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让你捡到我这张扔掉的身份证。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焕荣，山东人，出生于台中市北屯区眷村陆光八村。”
“刘焕荣”说道：“我叫蒋光荣，香港人，以前是香港社团洪胜的坐馆。因为贩毒被香港警方通缉，台湾和香港之间没有引渡条约，所以我就跑路来台湾了。”
龚树清说道：“阿荣，哎，你们两个都叫阿荣，我就干脆叫名字好了。刘焕荣以前是台中小梅花党的人，后来在赌场看场的时候，因为几万块赌债，不小心杀了北屯圆环帮的老大林隆腾，所以跑路到高雄来了，现在在我这里混口饭吃。”
龚树清接着说道：“相逢就是有缘，我是非常看好两位的，两位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希望两位可以留下来帮我。”
蒋光荣说道：“我已经加入了三联帮，而且三联帮也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我做人的原则是不做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的小人。不过，这次在时钟大哥的场子闹事，是我不对。如果有机会，我愿意给时钟大哥做点事，算是赔罪。”
刘焕荣说道：“时钟大哥，我非常感激你能收留我。但是，西北帮是本省角头，而我是个外省人，大家多有不便。为了报答时钟大哥，我可以帮时钟大哥杀一个人，表达我托庇于时钟大哥的一点感激之情。”
龚树清见不能招揽这两位阿荣，只好苦笑道：“确实，我们西北帮和你们这些外省人之间实在是有些格格不入，但是我们还是能做朋友嘛！”
刘焕荣直截了当地问道：“杀谁？”
龚树清说道：“两年前，因为游览车的利益纠纷，我和台南的角头‘神宗’发生了一些矛盾，先是我被对方砍伤，后来我把对方砍成残废。后来，这宗案子吴守雄没有为我说话，反而作出了不利于我的证词。他这样吃里扒外，我不能没有表示。既然两位阿荣愿意替我做点事，那就这件事，怎么样？”
刘焕荣和蒋光荣对视了一眼，两人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无所畏惧的勇气，异口同声说道：“我干了。”
……
蒋光荣开着龚树清给他们的车，载着刘焕荣，跟踪了吴守雄一整天，都没有等到他落单的机会。
看着吴守雄在一班兄弟的簇拥下进入一家酒家，刘焕荣问道：“怎么办？”
蒋光荣恨恨地说道：“继续跟下去，我就不信了。”
刘焕荣说道：“好。”
蒋光荣说道：“从认识你到现在，我发现你一直都是这幅表情。你要是有意见，可以跟我提。”
刘焕荣继续面无表情地说道：“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对你没什么意见。”
蒋光荣说道：“冷口冷面的，我就叫你‘冷面杀手’好了。”
直到清晨的时候，吴守雄终于走出酒家，带着一个女人，和兄弟分别，开车向自己家里行驶而去。
吴守雄就住在苓雅分局对面，所以他在路边停下了车。
远远地看着吴守雄停下了车，蒋光荣问道：“对面就是警察局，干不干？”
刘焕荣摇下车窗，说道：“你直接把车停到他旁边，我来动手。”
蒋光荣一脚刹车，把车停在了吴守雄的车旁边。
就算隔着车窗玻璃，刘焕荣也可以清晰的看清楚吴守雄的表情。
砰！砰！砰！刘焕荣三枪全部隔着车窗玻璃打中了吴守雄的头部，把吴守雄的头打得像个烂西瓜。
坐在副驾驶的女人，满脸都是吴守雄的血和脑浆，似乎已经吓傻了。
蒋光荣一脚油门，开车离开。
蒋光荣问道：“为什么不杀那个女人，她看到了你的长相。”
刘焕荣说道：“女人是无辜的，我不杀女人和小孩。看到了就看到了，本来就是我杀的人，我怕被人知道。你放心，我就算被抓了，也不会把你供出来。但是，你要是敢出卖我，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
蒋光荣扭过头，低声骂道：“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