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部门考虑再三，除了其最为渴求的红夷大炮之外，大约也只有铠甲才能真正打动皇太极卖肾了。
明人笔记称沈阳城外后金的铁匠铺绵延数里，都是为军队制造铠甲武器的，铠甲都要经过箭射测试，只要穿透就杀掉制造的工匠。虽然元老们认为这事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持怀疑态度，但是后金对武器制造质量要求很严却是事实。
显然，元老院控制下的工业体系虽然按照现代甚至近代标准来说属于原始，但是在17世纪则具有无可比拟的质量和成本优势。制造出比满清的铠甲防护性更好、更轻便、成本更低的铠甲不成问题。
大致来说，元老院准备出口的铠甲是一种冲压工艺制造的板甲，有活动关节。这种铠甲在古代社会就能制造，但是受限于材料性能和加工手段，需要熟练工匠花费大量的工时制造，因而成本高昂，装备的范围有限。
元老院的工业体系在材料和生产上都具有优势。连续冲压技术可以批量化标准化的制造各个部分的甲片，再配合简单的手工装配即可大量制造成品。而且钢材质量的提升，使得甲片本身毋须过于厚重，铠甲更为轻便。而防护性能却好于目前所有的明清双方装备的各种铠甲。
武器贸易自古以来就是一本万利的黑心买卖，元老院一直想当17世纪的军火商，当初就考虑过出口火炮厂给李洛由，后来在元老院中一部分人“不当输出生产力和技术”的质疑下被扼杀了，于是武器出口就只限成品了，而且必须是具有代差的成品。
标准长矛、砍刀、半身板甲南洋式火帽滑膛枪都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产物。至于滑膛炮，目前争议较大，暂时还没有列入可出口的名录。
原本元老院企图利用李洛由这个白手套，但是长期的观察使得对外情报局得出了这么个结论：此人虽然和满清做走私生意，赚了不少昧心钱，但是卖军火这种事情他是决计不肯做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情和底线。李洛由大约就是那种人。虽然他为满清走私货物本质也是在资敌，但是他必须有可以聊以**的东西，否则就很难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
李洛由的不合作，使得元老院只能派黄骅亲自上阵了。
黄骅的任务十分危险，危险到有许多元老质疑他去了还能不能回来，与后金的贸易有没有必要派一位元老去冒如此大的风险。但是黄骅本人在听证会上再三表示，这是他个人的愿望，他愿意去冒这个险，即使送命也在所不惜。
“再者，两国交兵尚且不斩来使，我是带去他们急需商品的商人，他们为什么要杀我？”黄骅信心满满。
虽说如此，但是对外情报局对他的第一次任务依然很不放心。对外情报局曾经考虑过他单纯以“商人”的面貌自行带商团前往沈阳。但是考虑到后金中的满洲官员大多出身粗鄙，以凶暴蛮横自豪，而且因为过去日子过得太苦，个个都十分贪婪。历史上朝鲜世子在沈阳当人质的时候，不断遭到满洲官员和手下包衣的勒索，让李朝苦不堪言。满清使团和商团每次到朝鲜互市，其途中作为和土匪无异，以至于李朝不得不免除沿路经过的安州五城的赋税作为对当地官民的补偿――要不是有皇太极这个颇有眼光的统治者多少还有所约束，那真是什么无底线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纵然皇太极等满清高层能够意识到黄骅的重要性，粗鄙的中下层官员贵族贪图财货而贸然杀害抢劫商团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而最终决定还是要采用“公对公”的模式来进行贸易，而不是直接送一支商团过去。
自从新春以来，皇太极就一直留在盛京处理政务。没有去行围――打猎对于满清政权来说不仅仅是上层的消遣，或者更伟光正的“教练军士”，也是重要的国家经济收入。围猎中获得的大量肉食和毛皮对后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他是1592年生人，此时正值中年，虽然已经开始发胖，但是身材健壮，精力十分健旺，满面红光，双目有神。他的事业正在步入兴旺发达的阶段。
皇太极继承皇位的时候，后金政权实际已经陷入了衰退，经济上主要靠掳掠，大规模的开历史倒车搞奴隶制庄园，加上小冰河期的严寒，使得农业生产一落千丈。上层倾轧严重，中下层因为难以获得满意的战利品分配，甚至战死的披甲人只得到几件死人身上扒下的血衣当抚恤，心怀不满，战斗力也开始下降，更不用说内部的满汉矛盾在老野猪皮的统治下已经空前激化，连早期投清的铁杆汉奸李永芳、范文程都几乎被处死，汉官人人自危。
如果不是近乎BUG的皇太极继承汗位，满清在历史书上的未来很可能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地方政权而已。
几年的励精图治，他已经把后金政权从崩溃的边缘挽救了回来，虽然国穷民困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但是比起要靠杀人减丁来维持粮食供应的局面要强得多了。
几年前他第一次派军入关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但获取战利品和人口无数，缓解了国用匮乏和八旗将士的怨言，还弄清了南朝的底细。大明不过如此！“恢复大金，饮马黄河”的念头第一次进入了他的思绪。
在后金上层的政治倾轧中，他成功的剪除了阿敏、莽古尔泰等重量级对手的势力，终于在去年正月将与三大贝勒并坐的旧制改为南面独坐，另三大贝勒侧坐。真正成了九五之尊。
此刻的皇太极，正是自己人生开始买入辉煌的阶段，因此无论在行动上，谈话中，他都表现出信心十足、踌躇满志。
但是，他眼下要面对的问题还很多。外部，南朝外强中干的本质虽然已经被他识破，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想要饮马黄河还需时日。东面，东江军自相残杀之后固然虚弱无力，到底也还在卧榻之侧；朝鲜更是暗中与南朝暗通款曲；在西面，察哈尔蒙古尚未彻底降服。
内部，国用匮乏始终是他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尽管已经不再大搞庄田制，粮食生产状况多少有所好转，但是在苦寒之地，想要多打粮食依然很难。粮食价格一直很贵，他贵为天命汗，每餐可以吃到盛京城外各拖克索（皇庄）种植的辽阳青――一种优质的旱稻，至于一般的王公贵族，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享受到。至于等而下之的普通百姓，吃杂粮还不算，更有用稗子当饭吃得。为此，不得不花费大量的银子从山西商人那里购买粮食，价格是关内的十倍以上。从关内抢劫来得金银财宝，又以飞快的速度流失到山西商人的手里去了。
粮食之外，国内日用之物几乎无一不缺，百物腾贵。连盐酱这样最基本的民食也难以保证供应：女真不会制盐，断了关内的供应之后全靠朝鲜商人运销，价格奇贵不说还经常断货。以至于能够吃上盐酱就是上等人了。
国用不能解决，民生维艰，自己的宏图伟业就是水中幻影而已。皇太极最近一直为此烦恼。
再次入关劫掠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但是眼下时局尚不稳定，除了外患，莽古尔泰虽然已经革去“大贝勒”爵，降居诸贝勒之列，但是他的家族势力十分强大，始终有东山再起的危险……
正在沉思间，送来了户部的奏折。他打开却是奏报得是这次去义州与朝鲜互市中的种种情况。与朝鲜互市是后金政权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不但后金的许多商品仰赖朝鲜供应，还需要通过转口朝鲜商品和蒙古进行贸易获取蒙古的良马。因此皇太极对每次和朝鲜的互市都很在意，亲自查问。
但是朝鲜对与后金互市十分冷淡，一方面李朝始终奉大明为正朔，坚持华夷之辨，不愿和后金结盟；另一方面，后金在互市中经常以胜利者自居，处处持强凌弱，强买强卖。贵卖贱买，甚至要“赊账”。1629年和朝鲜初次贸易的时候有朝鲜商人运了三千石粮食来卖，结果两千石“赠送”，只有一千石得以发卖，所以朝鲜商人都不乐意与其贸易。
皇太极当然知道手下官员的种种“作为”，但是他对此睁一眼闭一眼――后金这个小朝廷实在是太窘迫了，只能靠着拳头大捏朝鲜这个软柿子。
几天前，他派去朝鲜的商队刚刚从义州回来。带去了1600斤人参，要价16两一斤，朝鲜只给9两，差价是两。这个价格与他的心里预期未免太过悬殊。他还指望着这些银子能多买些货物回来。
更让他感到不快的是，从朝鲜买入的货物经常以次充好短斤缺两。一匹棉布短成二三匹卖，一卷纸抽掉六七张，不仔细查验难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