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老爷，麻烦明天刷新一下，芙蓉今天晚点更新，保一下这月全勤。本月脑袋空，前面的章节封了不少，现在只有31章封了。着实有点难受。
本文拟通过日军占领下的西婆罗洲（现加里曼丹）州的州府庞提纳克市所发生的所谓庞提纳克事件，考察二战时期的日本与印尼关系的一个侧面参考知网论文。
作为日本军政下的印尼所发生的抗日事件，该地出现了“最大规模”的检举者和牺牲者，并在战后几年期间被说为印尼最为反日的地方，但是，迄今在研究史上并没有对庞提
纳克事件进行过充分的考察。特别是与日本军政的中心地爪哇所发生的勿里达事件等各种起义事件相比，这种情况更是显而易见。
但是，在考察日本军政时期时，将视点置于无论对日本还是对印尼来说都是“边境”的西加里曼丹无疑是必要的。我们以往总是被爪哇的“动态性”情况所吸引，并容易根据
由此得出的各种结果来导出印尼的整体日本军政状况，但通过对西加里曼丹的日本军政加以考察，将可获得新的结果。
本文将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论述庞提纳克事件，此前先在第一节中概述一下日本占领下东南亚的抵抗运动的状况及印尼抗日运动的特征。
一．日本军政下抵抗运动的各种类型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来看，无疑统治和被统治是最大的特
征。而且如果将日本的统治形态进行大致区分，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与旧宗主国的共同统治（1945年3月日军发动“政变”之前的法属印度支那）。
（2）基于日泰同盟条约（1941年12月）的与泰国的“同盟”关系。
（3）实施直接军政的地区。这种类型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中途获得名义上独立的缅甸（1943年8月）及菲律宾（同年10月）、军政一直实施到日本战败的印尼及马来亚反映了这种统治形态的状况、或该国与旧宗主国的关系、该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强弱或各种社会经济条件等，战时的东南亚各地所发生的抗日抵抗运动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态。如果从进行抵抗运动的主体的观点对此进行分类，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在与旧宗主国或联军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情况下所组织的抗日运动。其最典型的
是菲律宾的远东美军（usaffe）所指挥的游击活动。此外，泰国的自由泰人运动也可以纳入这种类型。
（2）在受到某主义影响的抵抗运动中，可以说其主要运动是在与战前开始的农民运动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情况下展开的。越南的越盟（越南独立同盟）或以吕宋岛为中心的菲律宾人民抗日军所领导的运动便是如此。其中，越盟一贯以抗日抗法方针对待，最后掌握了权力，而人民抗日军则遵照应该说是其上层组织的菲律宾共产党的方针，认为对美合作是正确的，进行了活动，其结果，战争末期受到美军、独立后受到菲律宾政府的毁灭性
打击，这一点与越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外，在战前开始的华人的排日抗日运动的延长
线上，主要有马来亚共产党所率领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动向，这也可以纳入这种类型。
总的说来，（1）和（2）的抗日运动的最大特点是将日本定为主义、国家，
并旗帜鲜明地站在原理上对抗日本的立场。
（3）第三种类型是日本军政作为统治的辅助工具而组织起来的集团扮演了抗日的主
角。这种对日本的统治公然举旗造反的事例有印尼的爪哇地方防卫义勇军的勿里达起义
（1945年2月）及缅甸政府军的叛乱（1945年3月）。补充说一下，在受到比较强烈的日
本军政影响的这两个国家，在独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以后，军部受到了国政中枢
的影响。应该注意的是，两国政府军在自己编篡的“正史”中分别将上述的起义定为民族
主义的义举，并作为加强自己的统治的正统性的根据。
（4）上述各种运动多多少少是出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动机，而军政所带来的严酷
的社会经济条件或文化摩擦的因素也起到了作用，可以说是“自然发生”的民众的抵抗运
动。在美国的强制销售、征用劳务人员等社会不稳定的背景下，教地方领导人所主
导的西爪哇、新加巴尔纳事件（1944年2月）可以说是其典型事例。
（5）这种类型的“抗日运动”像本文所述的庞提纳克事件那样，日本方面认为有反
日起义乃至亲联军活动，事前便对此加以镇压。
下面主要以印尼为对象，整理一下日本军政时期所发生的抵抗运动的特征。如果按照
上述分类，第三种或第四种类型的运动较多，庞提纳克事件那样的第五种及第一种类型次
之，但第二种类型基本上没有见到。其主要原因可以说有如下几点。
（1）在日本军政开始实施的近两年前，荷兰本国政府亡命到了伦敦（1940年5月）。
为此，无法利用自己的力量实施对殖民地的防卫，对英美的依赖程度极大。另外，荷兰历
来标榜中立外交，因此殖民地的军事力量（荷属印度军）的主要职能与其说是防备外敌的
侵略，不如说是维持国内治安。因此，能够组织充分有效的与日本对抗的军事力量的能力
是很弱的。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荷兰在开战前夜做出了可满足民族主义者要求的一定的让步，没
有采取形成支持荷兰局势的积极措施。政府将极少数的着名民族主义者录用为高级官吏，但这种措施反而引起了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的反感。总之，在爪哇多少有些意义的荷兰的抗日第五纵队活动，仅仅是出于利用阿米尔沙里夫丁。但尚未对日本带来任何实质上的打
击之前便被镇压了。
（2）其次，在战前印尼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可以说对日本表示了较大的好感。在印
尼，并没有越南的东游运动或菲律宾革命的部分领导人所具有的那些与日本之间的具体关
系及由此产生的挫折经历。另一方面，日俄战争以后，许多人认为要将日本作为亚洲近代
化的模式加以积极的评价。
这种亲日感情即使经历了日本的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或日中战争，也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不如说部分主要政党大印尼党（parindra）等有着很强的利用日本南进对荷兰施加
压力的战术。从结果来看，在分析日本对外政策本质时抱着某种“乐观”情绪，缺乏将日
本的南进作为新的殖民主义来把握的观点。
（3）这一点与下列这种情况也有很深的关系，即：哈达、沙赫利尔等持西欧社会主
义观点的知识分子——政治领导人在流放中，或共产党被定为非法组织，大部分旧党员没
有机会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
（4）从社会经济方面来看，在战前，急进的农民运动趋于活跃的机会相对较小。当
然，荷兰当局极度警惕农村地区的政治化，而在印尼全国，如菲律宾、越南等所看到的那
样，农村社会的阶级分裂并不太严重，可以说这些都是难以组织急进的政治运动的原因。
（5）在马来亚等，站在抗日运动前列的是对日本的中国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华人。但
是，在印尼，华人人口很少（约占3.5％），而且侨生占有优势，再者战前荷兰又很警惕本
国殖民地内华人政治活动的高涨，因此华人的排斥日货运动未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反日游击
运动。
（6）最后可以指出，在民众运动中能够使积极的反日形势高涨的要素很少，这一点
与（2）有关。特别是在爪哇，民众之间朴素的亲日感情及日方各种各样的“舆论工作”
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西加里曼丹社会与日本军政
庞提纳克事件的最大特点是，事件本身在以反日起义的形式爆发之前便被日军封杀
了。进一步说，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日本治安当局（海军特别警察队）在知道有起义
计划的前提下，对可疑分子采取了预防性镇压的形式。
这一点与勿里达事件和新加帕尔纳（singaparna）事件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同样是被
日军的军事力量所镇压，但勿里达事件和新加帕尔纳事件是在具有一定的目的和领导之下
组织、发生的。
那么，究竟为什么这种奇怪的“事件”会在庞提纳克发生呢关于这一点，首先拟从
西加里曼丹这一地区所具有的特性及统治该地区的海军的统治方针等侧面来加以考察。
1．西加里曼丹社会的特性
战前，荷兰当局在人口稀少的这个地区，保留并利用了传统首长（政治的、宗教的），将全州分为12个自治领域进行了间接统治。另外，在教育方面，与爪哇不同，接受了西
欧教育的“开明”知识分子的人数也很少。进而，应该说是民族主义的萌芽、旨在地区和
种族一体化的认同的形成也很迟，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印尼的主要四岛中，可以说该地区
是政治上最“落后”的地区。
考虑到这种情况，可以说战前在西加里曼丹地区，一小撮统治阶层、知识分子之间积
极的反荷感情并没有高涨，何况将日本视为“解放者”的契机极小。
从社会经济的侧面来看，其最大的特色（尤其是州府庞提纳克市）是华人人口比重很
高，且与印尼的其他地区相比，华人的“土着化”现象很明显。根据1930年的荷属印度
的人口普查结果，华人人口为108万人，约占该州人口的13％。而其中约75％是荷属印
度出生者。
进而从表1可以看出，农村居住者的比率极高也是一个特征。总的加起约100万。
该数字显示，在基本上没有欧洲大企业投资的西加里曼丹州的农业（以椰子、胡椒、橡胶、黑儿茶等小规模经营为主）中，华人与印尼人一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该地可以说是“（华人）基本上已土着化、构成基本社会的一员、形成了荷属印度的特殊华侨地区”的一个事例。
进而在与外部经济的关系中，一部分华人商人与其说在加里曼丹岛内的南加里曼丹或英属婆罗洲，不如说在马来亚（新加坡）、西爪哇、南苏门答腊等形成了一个经济圈，在西加里曼丹、爪哇、马来亚的三角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反映了这种人口学、经济地理学的特殊性，在文化方面州府庞提纳克受新加坡的影响比爪哇更加强烈。因此，在日中关系进入全面战争的状态后，来自华人进行排斥日货运动的中心地新加坡的、通过广播及报纸等的宣传活动的影响也是极为强烈的。其状态是“随着事变的扩大，当地华侨的对日感情日趋恶化……虽然没有特别组织的抵制活动，但事态
却在默默地进展着”。
上述两点、即荷兰对西加里曼丹的统治状态和华人影响力之大可以说是考察庞提纳克
事件时的重要的伏笔。．海军的统治方针
根据1941年11月26日决定的“关于实施占领地军政的陆海军中央协定”，荷属婆罗洲连同西里伯斯、东印尼地区都成为了海军的主要负责地区。但是，根据对荷属印度的进攻战略，最初占领西加里曼丹的是陆军的海上机动部队
（1942年1月29日）。其结果，陆军的统治一直持续到了同年7月，之后才由海军接管。
而且，根据上述的“陆海军中央协定”，海军主要负责的地区被定为“人口稀少，将来帝
国应拥有的处女地区”。接着在1942年3月14日决定的“占领地军政处理纲要”中，再
次确认了对该地区的统治方针：“海军的主要负责地区以我方永久确保该地区为目标，并
在全部地区进行以帝国为中心的有机结合……”。
如这一方针中使用的“永久确保”或“处女地区”所示，可以说在纳入海军统治的各
地区，有着日方可最大限度地随意处理的含义。不用说，这种认识引出了这样的评价：该
地区不仅是文化上劣等之地，而且是缺乏爪哇那种民族主义运动基础的地区。
在这种统治方针下，担任军政的海军在西加里曼丹始终如一地实行了极为保守的施
政。
但是，在当初陆军管辖时期，该地区原有的各政党、组织解散后，在日方的倡议下组
织了称为“日新会”的组织。与爪哇的三a运动一样，是以对日本持较友善态度的大印尼
党的地方领导人诺多苏爵诺（音译）、苏威古诺（音译）等为中心的组织。
从内容上看，表面上是三a运动式的支持日本团体，以发扬圈的对日合作
精神、加强全亚洲人的团结、制止“第三国际侵入亚洲、尤其是印尼”为共同目标，但并
没有进行特别可记载的实质性的活动，在海军统治开始后不久便自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