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疑问不少，主要的也就有六点。
上述说了三点，第四是“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
一味断定其为伪造，有很多人也不认可，因为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
第五点是“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
第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
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
这里主要还是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食问题。
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食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
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
可是，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却需要参考外国人的研究？他们研究的就是对的？
比如说，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的美国学者。
这一学术，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
而我们的《简本》，对此只字未提。
还有，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食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
后来，南朝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至于“天再旦”的问题，因为《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
还有，“天再旦”的报道，有不妥当之处。
后来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除此之外，还有霓虹的小泽贤二也对工程根据“岁在鹑火”，而把武王伐纣年份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1027年，提出了批评。
理由是我国确定金木水火土五星为岁星的时代，是在战国时期，不能据此认为该句中的“岁”就是木星。
难道这些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专家会不知道五行？他们会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些人能够想到的东西，我们都想不到？
2003年4月12日的这次辩论，热烈程度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
批评“工程”的学者中，特别是蒋祖棣这人很有意思，要知道当年他在国内，也算是有点学术地位。
但是，去了丑国之后，人家的研究就更有意思了。
《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
《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
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
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
《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
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
《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
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
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
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
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
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
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
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
《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
“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
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
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
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
如：第一期是“先周期”。
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
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
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
《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
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
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
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
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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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
这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
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
“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
最后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
既然是反对人士，结果很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