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事先，已经派了手下到地方上，暗查桑弘羊实施的那些新法，自然发现了很多新法执行过程中的疏漏和弊端。
尤其是盐铁官卖这方面的弊端，霍光派去的人查得非常仔细。
在经济政策方面：
贤良文学完全否定官营政策，指责盐铁官营、均输、酒榷等政策，是在‘与民争利’，并导致民风败坏，把盐铁等官营视为民所疾苦的根源；
其相应的政治主张是，让农民从事本业，抑制末业，也即会回复汉初的重农抑商治国政策。
但是，其本质还是要朝廷抑制官商，即反对官营。
一、贤良和文学们认为，‘盐铁官营’政策施行之后，出现了很多弊端。
诸如只注重产量，质量差，价格高，生产的农具多大而不适用，同时还存在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
二、‘均输法’政策的施行，均输官征收当地没有的物品，采取欺诈手段，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给农民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和痛苦。
三、‘平推法’政策的施行，导致物价上涨，出现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甚至囤积居奇等影响非常坏的现象。
对此，桑弘羊并没有一味狡辩，他承认盐铁等官营事业，的确是出现了贤良和文学们所指出的那些弊端，但是，如果真得追根究底的话，这个锅既不能由这些新政来背，也不能由他和之后的历任大司农来背，真正要负起相关责任的人，是一些尸位素餐、或者阳奉阴违的地方官。
新政颁布之后，有不少地方官员不按朝廷颁布的新政规定行事，这才造成了列举出来的流弊。
贤良和文学们拿具体的事例和疏漏说事，而桑弘羊却巧妙地拿人说事。
有句话说得好，因人成事。
金知蝉曾经说过，不管推行的新政再好，可地方上具体执行人——也即地方上的太守或者县令、县长或是利用新法巧取豪夺、或是尸位素餐，根本就不管新法，或者阳奉阴违，明着施行，暗地里却抵触，这些都极大的损害了新政的施行。
在汉武帝时期，朝廷按照金知蝉的提议，在大汉朝长江以南地区，广为推行‘限田令’，就曾经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金知蝉处理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利用金系官员在地方上的治政能力，先在金系官员执掌的郡县之内，大力推行‘限田令’
一两年之后，官府和当地的百姓都从这条新政中，获取到了极大的利益，唯一受损的就是当地世家豪族、大中地主和大商人。
临县、或者邻郡的百姓看到这种情况，一旦遇到饥荒，全都纷纷逃难到这些已经开始实施‘限田令’的郡县，造成了那些地方官一直不肯或者推行‘限田令’不得力的郡县出现了人口大量流失的情况。
当一郡或者一县的百姓，逃走两三成，这在古代地方官府官员们看来，问题并不大。虽然百姓的数量少了，赋税和徭役也会相应减少，但是，郡县的麻烦也会相应减少。
但是，当逃走的百姓数量超过三成及以上的时候，这些地方官老爷们很快就会感到切肤之痛。
由此，汉武帝出重手惩治了一些办事不利的地方官员，‘限田令’才得在大汉朝长江以南地区顺利推行下去。当然，那些诸侯国，除非是国王自己愿意，国相一般是不会主动承揽这个任务的，汉武帝也不鼓励诸侯国内部推行这项新政。
目的自然是为了限制诸侯国人口和经济的发展。
桑弘羊就是借用金知蝉用过的这种方法，不但批驳了贤良和文学们全盘否定自己在汉武帝时期推行的新政，还拿出实证表明，破坏新政的人不是他桑弘羊的人，而恰恰正是这些所谓的贤良和文学们的老师、同门、同乡，反正，其中大多数以儒生为主。
至于那些酷吏，有金知蝉把杜延年专门拿出来当靶子，贤良和文学们只要一提到与酷吏及其属下相关的，桑弘羊就会拿杜延年的父亲来开涮。
同时，桑弘羊还列举出了官卖盐铁、酒榷、置均输平准，不但扩大了财源，还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等重要军事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世家、豪强、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兼并之路，且可济民救灾，有益于农民。贤良和文学们只看弊端，不但避而不谈其中的有益之处，且没有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实乃迂腐之谈。
就拿‘平准’来说，桑弘羊着重点出‘平准’中的‘常平仓’。
政府对于粮食实施官营政策，低买高卖，以平衡市面上的物价，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粮食价格的增长。可是，粮食价格的增长至影响的是城市里的百姓，也即贤良和文学们提到的本业之外的三民——士人、工人和城池里的商人。
相反，粮食价格增长，恰恰对本业，也就农民是有利的。谷贱伤农，这可是古训。
汉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可是，到了汉武帝任命桑弘羊为大司农后的三年，也就是‘限田令’和常平仓彻底推行后，关中地区的粮价已经每斗麦的价格已经是十余钱至二十几钱不等。
这个时候，关中主要粮食作物已经由粟转为了小麦，这是金知蝉所引领的。
量器，一石=一斛，而一斛=十斗，也就是说，此时，粮食的价格已经是汉文帝初年时的十倍。
可是，长安城中可曾出现过有百姓饿死的情况。
而恰恰在有了常平仓之后，关中地区农人们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农人们手中有了钱，便会到城中进行消费，反而促进了长安城中工商业的大发展。
唯一受影响的可能就是那些为官清廉的官员，上朝官的薪俸赶不上物价的增长，更不要提，由于长安城中百姓逐渐大幅度增长，现如今的长安城居然也开始出现如同宋朝时期那样城内住房危机了。
谈到这些的时候，桑弘羊没有提一件事，那就是无论是‘限田令’，还是常平仓，虽然桑弘羊是这两个政策在大汉境内一部分地区的推行者，但是，提出这两个政策的人，恰恰还是金知蝉。
事实上，很少有人会知道，在桑弘羊推行的新政中，金知蝉是非常反对他推行平准和均属的，也即，金知蝉极力反对由官府贩卖除了粮食、酒类、盐铁之外的一切商品。
追根就底一句话，一旦无法罢黜这些增加朝廷收入的政策，朝廷到最后肯定就要增加农民的赋税，反而更会加重农民的负担。
盐铁会议开幕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与会的贤良和文学们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通，还拿出了很多所谓的实证，可是，他们全都被桑弘羊一个人就辩得灰头土脸、理屈词穷。
而杜延年在了解到会议中的内容之后，他不得不再一次向霍光递交了辞呈。
没办法，不管杜延年本人立身再正，可他始终改变不了两个事实。
一、他是杜周的儿子，之前河东郡和河内郡的酷吏太守是他的亲哥哥。
二、杜周本人出身贫寒，可死后，却为整个杜家积累了巨万的家财。
杜家当中，除了杜延年本人之外，其他族人都过着骄奢极欲的生活，就算是家资比杜家丰厚的桑弘羊都没有杜家能摆谱。
桑弘羊是商人子，而杜周是小吏出身，谁也不比谁更高贵。
霍光看到辞呈之后，经过反复思量，最终还是决定接受杜延年的辞呈。
没办法，只要盐铁会议还继续开下去的话，桑弘羊就会一直不断的那杜延年说事。
偏偏杜延年是家中的幼子，做不了家里面的主，何况，他又不能真得把家资捐出来，这样做的话，虽然能够显示杜延年的清廉，但是，杜延年也成了不孝子，这岂不坐实了杜周是个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职权中饱私囊。
汉代讲究孝道，子不言父过。
杜周在任时犯得错，就连汉武帝都没有指出了，其他人，也包括杜延年本人不能揪着此事不放，又何况其他人。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霍光作为当朝第一执政，他想要任用什么人，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情，只要避过了这个风头，再启用杜延年也不迟。
与此同时，王朝急匆匆来到了小皇帝的寝宫。
由于金知蝉、卜至忠和木栋突然请辞，幼军一事就不了了之了。被招收进入京兆尹郡学中的三千名小孩子并没有被退回去，他们依然还在郡学中学习。
不过，自那之后，平民出身的学子，即便表现得再如何出色，他们也永远失去了靠近刘弗陵的机会。
霍光等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往刘弗陵身边送得伴读，全都是他的亲属，向上官家、杜家，还有一个卜至忠的姻亲张家。
卜家和张家虽然结为了姻亲，但是，张汤的次子张安世并未与卜家太过于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