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犹太人的发现和在华西方传教士密不可分。
1605年，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无意中结识中国犹太人艾田，发现了开封的犹太社团，这一发现随即震惊了西方，成为长期学术研究的热点。
早在北宋时期，一批来自波斯的犹太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首都东京，即今天的开封。据史料记载，他们曾向北宋进贡西洋布，深得皇帝欢心，于是诏其“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也就是说，皇帝允许犹太人在中国自由居住、迁徙、就业、就学、参加科举考试、参与土地买卖，既可以保持原来的宗教信仰，也可以与汉族通婚。
不仅如此，皇帝还赐予他们十七个汉人姓氏，其中主要有七个大姓：赵、艾、李、张、石、金、高，另包括源出张姓的章姓，总共八大家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姓氏与他们原来的犹太姓氏也有语音上的相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他们的个体身份，比如，“李”来自“列维(Levy)”，“石”来自“示巴(Sheba)”，“艾”来自“亚当(Adam)”，其中赵姓，则是中国宋代皇帝的赐姓。不要小看这些中文姓氏，它们极大地帮助这些犹太人融入中国社会。纵观犹太流散两千年历史长河，这般自由友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实属少见，然而，自由宽容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他们在中国生活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对于他们自身团体的宗教凝聚力也形成了挑战。
进入明代后，开封犹太社团进入鼎盛时期，已有500余户犹太家庭，约四五千人的规模。他们能在中国使用汉语，与外族通婚，穿戴汉人服饰，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待人接物，参加科举，自由就业，取得商业成功。甚至到清代，他们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做大官，比如开封犹太人赵承基，他曾任大梁道中军守备，率兵驻汴，赵承基是至今有史可查官位最高的一位开封犹太人。1679年，他还出资修建过犹太会堂。
开封犹太会堂始建于1163年。1512年重修会堂时改名为尊崇道经寺，为避免与穆 斯林清真寺混淆。1642年，开封城遭遇黄河决堤，犹太会堂被冲垮，散失许多经书。1663年再次重建会堂，又叫回清真寺，因为不想和道教混淆，此时，开封犹太社团总人口只剩下鼎盛期的一半。
进入17世纪后，开封犹太社团与外部犹太世界失去联系，陷入孤立状态。1679年由上面提到的赵大官人重修会堂。到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开封再遇水灾，会堂遭难。九年后，开封犹太社团的最后一位犹太教神职人员离世，开封犹太社区自此失传希伯莱语，开封社区的犹太宗教生活和犹太身份识别暂时落下帷幕。
据记载，开封犹太人中甚至出了佛教徒，1866年有一位犹太后裔皈依佛门，法名本道。进入20世纪，上海犹太人试图帮助开封犹太后裔恢复犹太传统，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时的开封犹太社区连最基本的割礼习俗也不是在男婴出生八日时执行。尽管还有极少数的开封犹太人解放后保存犹太文化习俗，比如七大姓中的石家在饮食上仍遵守犹太传统的挑筋规定，逾越节时用毛笔沾鸡血涂抹门楣，并用白水煮羊肉祭祀祖先，但大多数开封犹太人对于犹太教基本知识已经一无所知。
整个开封犹太社区在过去的一两百年几乎没有举行任何犹太传统节日活动，而是像汉族一样保持送神日、接神日、中元节、清明扫墓、祭祖等风俗。开封犹太社区的最近的一次逾越节还是在2014年，这也是消亡的开封犹太社区近200年来的第一次逾越节，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逾越节盛宴是在外来犹太组织的帮助干预下才得以举行，其中的特色犹太菜也颇有中国风味，其中有豆腐竹笋汤、蒸鱼和大盘的炸蔬菜蘸芥末酱。时至今日，原来犹太会堂所在地已经变为开封市第四人民医院，会堂留下的唯一痕迹便是医院锅炉房里的古井。
中外学界对于开封犹太社区在华衰变有过激烈讨论，至今仍有不少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开封犹太社区在中国社会的消解与开封犹太人的通婚、科举考试、中国宽容的宗教政策、中犹文化相似性等相关。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学者张倩红教授认为开封犹太人同化的最根本动力来自犹太社团内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即犹太人对犹太教信仰的逐步淡化和对儒教的深层次认同，并认为犹太教的儒化过程正是开封犹太人的同化过程。
以色列学者伊爱莲教授则认为开封犹太社区的消解恰恰表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相容不同团体的能力仍然有限。
尽管学者们的观点不一，但有一点总保持一致，即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西方传统中的反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