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画家郑板桥在扬州卖画为生时，曾定过这样的卖画规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这则“润格启事”，显出他的坦荡心胸，全无半点“自古文人不言利”的伪君子气，有的只是幽默率真的不羁洒脱，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郑板桥也怕穷。
未仕之前，郑板桥就过怕了穷日子。
他父亲是一位穷困的私塾教师，他自己四岁丧母，二十三岁娶妻生子，二十六岁时无奈地走了父亲的老路，然而只持续了三年时间，他就辞官回家了，这时他已有两女一子，可以想见其捉襟见肘的艰难生活。后来流落扬州时，在生活的重压下，他甚至拉下脸皮向诗友兼富商马秋玉求助。马秋玉也很慷慨，给他老家寄了二百两银票。第一个妻子病逝后，他续娶饶氏，还是江西名士程羽宸赞助的一千两银子。
想必落魄时，郑板桥常常被富人白眼相加，所以他这一生都对有钱人十分反感。
郑板桥在潍县当县令的时候，县堂上常常会发生这样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当那些靠钱买来秀才功名的监生，有事上报时，他眼睛一闭竟破口大骂：“驼钱骡，有何陈乞?”
有时甚至令衙役脱下那些人的帽子用脚乱踩，或揪住头发往脸上涂墨，再将他们赶出去，极尽人格污辱之能事。一时富人忌惮，穷人欢呼。
“驼钱骡”这个骂人话，不知是不是郑板桥发明的，“驼着钱的畜生”，形象、恶毒、简洁，只有文人想得出。而更偏激的是，他平日判决官司，也是以贫富作为重要标准，穷人和富人打官司，富人肯定败诉。
客观地说，郑板桥这种带有明显“仇富情结”的办公，毫无公正可言。正是早年穷困与怀才不遇的记忆，使他走上另一个极端。
虽然有几个富人给过他捐助，但对于整个富人群体，他是憎恶的。从这个角度上说，郑板桥确实一点都不糊涂，他是个报复心强的人，“宰”起富人来毫不含糊。
当时江西有位张真人，受皇帝召见进京，扬州的富商争相讨好他，请郑板桥书写对联送给张真人。由于张真人所要的对联尺幅甚大，郑板桥索价一千两，富商讨价还价为五百两，哪知他写了“龙虎山中真宰相”的上联后就不肯写下联了，刻薄道：“原索一千金，君应五百金，所以只书上联一页。”富商只好凑齐银子，他才写了“麒麟阁上活神仙”的下联。
对于贫苦百姓，郑板桥却乐意慷慨解囊，还是在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载的，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官时，“尝作一大布囊，凡钱帛食物皆置其中，随取随用。或遇故人子弟及同里贫善之家，则倾与之。”
郑板桥的官到底当得怎样?上司对他肯定是不满意的。“板桥性疏放不羁，以进士选范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又如故，为上官所斥”。这是蒋宝龄《墨林今话》中的一段文字，在上司眼里，郑板桥沉湎诗酒，完全是一副不务正业的样子。
而在百姓心中，郑板桥体恤爱民堪称楷模。例如为了不惊扰百姓，他出巡时不打“回避”与“肃静”的牌子，微服访贫，遇到穷困学子，他还自掏腰包搞点“希望工程”。
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潍县发生大 饥荒，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郑板桥冒着被上司处罚的风险擅自将官仓打开，连邻县的灾民也一起救济，而且还强令富人轮流煮粥，供灾民食用。秋季，百姓们无法归还粮食，他干脆让人把债券烧了。这段时间，他写了《孤儿行》《逃荒行》《还家行》记其事，并刻了一方名为“恨不得填满普天饥债”的图章，很有点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味道。
所以，郑板桥离任之时，百姓恋恋不舍，“遮道挽留”，家家为他画像，并自发在潍城海岛寺为他建立了生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