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武器似乎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但其实早在1700多年前匈奴人就曾使用过它，所造成的瘟疫致使当时汉朝的人口在短短80年间就锐减了5000多万。不仅如此，这场延续了300多年的瘟疫还造成了社会的持续动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给中国社会文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当匈奴人西迁欧洲之后，同样也给欧洲人带去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匈奴的大规模生化武器
西汉年间，匈奴人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脚下，对汉军说：“秦人(匈奴人称呼汉人为‘秦人’)，你们不是要马吗?我们送战马来了。”这些战马其实是被匈奴投过毒的，这种毒是草原上特有的疫病。汉军将这些沾染了疫病的马匹“引入关内，遂致人染病”。
匈奴人出此毒计，是因为当时正值汉匈战争的后期，汉军攻势猛烈，匈奴人被迫不断北迁。为了阻挡汉军继续北进，匈奴人用沾染病毒的牛羊尸体污染汉军所要经过的道路和河流的上游，让汉军染上疫病，从而丧失战斗力。
紧接着，这种人类历史上最早见诸记载的生化武器很快发挥了连匈奴人都没有想到的巨大威力。
可以想见，之前毫无免疫力的汉人面对这种传染性和生命力都极强的瘟疫病毒，无异于一群待宰的牛羊，这也是这场瘟疫得以在中原地区反复肆虐长达300年之久的原因。
其中，仅由黄巾起义(公元184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重新统一中国为止这80年时间里，战乱与疫病就导致了人口的惊人锐减。黄巾起义前东汉统计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到三国末年魏蜀吴合计只剩下560万，这是何等惊心骇目的数字。
“伤寒”不是伤寒
匈奴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之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患者身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一是因发高烧而苦寒(所以称为“寒”)，死亡率非常高。东汉末期的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中就悲痛地说：“我的家族人多，有二百余口人，但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就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没有条件注射疫苗的非洲，伤寒的死亡率最高也只有10%，这同汉朝的伤寒病很不一样。
那么汉朝人所说的伤寒病究竟是什么疫病呢?我们来看这几点细节，一个是匈奴巫医的下“蛊”，这“蛊”可以污染牛羊和马却并不会让它们发病;另一个是此病基本未过长江;还有就是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的前后数百年间，“伤寒”瘟疫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根据这些细节，我们可以推断这个伤寒病就是现代医学中所说的流行性出血热，是由动物(特别是鼠类)传播病毒引起的传染病。由于主要是老鼠传播，长江阻隔了老鼠南下，因此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由于老鼠捕杀不绝，因此其体内持续隐性感染的病毒造成瘟疫反复发作;而匈奴巫医所下的“蛊”则很可能是老鼠的粪便。
魏晋“疯”流
瘟疫疾病加上战乱兵灾，还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时代文化现象，那就是“魏晋风流”。我们现在看到魏晋时期许多文人名士轻裘缓带着宽衣，放荡形骸穿木屐，总会认为这是逍遥高逸的表现，却不知这是吃药的缘故。史载魏晋时期人们为了医治和预防伤寒病，常会服用一种叫做五石散的汤药。五石散作为药酒具有发汗的功效，因此即使在冬日，服药的人也会皮肉发烧，穿得少自不用说，而且若是穿着紧身的窄衣服还会把皮肤擦伤，于是非穿宽大衣衫不可。脚上也是一样，穿鞋袜很容易磨破脚皮，因此以屐代鞋是不二的选择。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净土，于是顺带着流行起了寻找大自然的风尚，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瘟疫传播到欧洲
匈奴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始作俑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在南匈奴内附汉朝之后的这几百年中，北匈奴不断西迁，同时也把瘟疫一路传播了出去。公元2世纪，出血热瘟疫爆发于中亚、西亚，2至3世纪流行到罗马。之后反复发作，到公元6世纪几乎遍及整个欧洲。
公元375年，匈奴人出现在顿河草原，之后它横扫大草原直至大半个欧洲，这些骑马的入侵者给欧洲带去的并不只有战争，还有更可怕的瘟疫。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流行性瘟疫震撼了整个欧洲，在英国，公元444年的瘟疫让不列颠人没有足够的健康者掩埋尸体;维也纳和罗马也分别在公元455年和公元467年遭遇类似的瘟疫袭击，死者无数。
由此可见，匈奴人是见诸记载的最早使用瘟疫作为战争手段的群体，这一举动给古代的中国和欧洲带去了几百年的“生化”灾难，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汉和罗马帝国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