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还记得小学时期必学的那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吗？
在群星灿烂的唐朝诗人里，若论哪位“名家”，常让人有“人设崩塌”之感。那当属以“悯农”着称的李绅。他也是这首诗的创作人。
李绅，中唐“元和三子”之一，白居易刘禹锡的至交好友，“新乐府运动”的先驱。但他在唐朝诗坛最浓墨重彩的贡献，却是其诗作里悲天悯人的情怀。其代表作《悯农诗二首》，以朴实的笔墨，精确道尽了大唐农民的疾苦。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苦难，不知叫多少后人边读边落泪。至今依然是中国家庭“少儿学唐诗”时的首选，感动后世一千多年。
但与这“情怀”相对应的，却是这位李绅大诗人，一生十分不堪的仕途。他三十四岁入仕七十四岁过世，一度官居宰辅要职，但名声却是“官越大越臭”。诸如“骄奢淫逸”“贪酷害民”之类的恶评，一辈子从来不少。甚至就是在他去世一年后，由于生前丑事被“扒”，李绅不但被免去一切追封官职，更“子孙不得仕”。“人设”算是“塌”到底。
人品与“诗风”，反差如此鲜明，究竟是这位“李大诗人”天生就坏，还是脾气性情变化太快?
其实，就算是他满满“恶评”的仕途沉浮里，李绅还是有些亮点的，苦出身的他自幼丧父，入仕前受够民间寒苦，所以“悯农”的诗文才会写得如此情真意切。而在入仕的早期，李绅也曾是个铁骨铮铮的俊才。他给金陵观察使李锜做“掌书记”时，被李锜拿刀押着一道造反，却是刀架脖子上都不认怂，一句“今得死为幸”怼回去。李锜败亡后，李绅也从此名扬天下，可他自己却谦虚的说“本激于义”。那时的他，还是满怀“气节大义”。
而且，后来李绅那各种不堪的“恶名”，相当多都因他的“站队”问题。李绅入仕的四十年，正是中晚唐着名的“牛李党争”时代。李绅却恰是“李党”领袖李德裕的铁杆。凭这特殊关系，“李党”得势的年月里，李绅当然跟着平步青云。但李绅去世后，又恰是“李党”倒霉的时候，已经故去的李绅，当然也就被死对头“牛党”们狠踩猛捶，“人设”砸到塌。
但不冤枉的，却是平步青云的李绅，做过的实锤的恶事。比如叫他死后身败名裂的“吴湘案”。会昌五年(845)，淮南节度使任上的李绅接到举报，得知扬州江都县尉吴湘犯有“贪污”“强抢民女”等大罪。李绅立刻“为民做主”，将这位吴湘大人处死。李绅去世一年后，这事儿才掀了盖子：吴湘虽有经济问题，但钱款数额很少，根本罪不至死。至于“强抢民女”?那是他早有婚约的妻室。所谓“铲除贪官”?却是蓄意谋杀的冤案。
为何要制造这冤案?以后世许多学者看法，吴湘的叔父曾开罪于“李党”领袖李德裕，为了给“老上级”报仇，七十三岁的李绅就主动做恶人，给吴家来了场公报私仇，却也在自己死后坑惨子孙：李绅死后，吴湘的哥哥不停喊冤，查明其中冤情的唐王朝，将李绅家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生前风光的大诗人，从此身败名裂。
至于私生活?李绅一辈子也是槽点满满：怜悯农民艰辛的他，后来显贵发迹后，一顿饭要吃掉几百贯钱，他为官的“酷虐”也是出名：有个与他有“同年之谊”的崔巡官，只因小事得罪了他，他竟把崔巡官的仆人处死，崔巡官本人也被捆起来痛打。如此“官威”，也叫他治下的百姓恐惧不已，纷纷举家出逃。李绅却只是轻蔑一笑：“秕糠随流者不必报来”。这帮穷老百姓就是“秕糠”，是死是活有啥大不了的?
不管“牛党”对李绅的狠踩，有多少夸张之处。这位早年颇有情怀的大唐热血诗人，确实在四十年宦海沉浮里，蜕变成一位趋炎附势且冷血无情的官僚。
为什么会变这样?这事儿，其实可以抛开“牛李党争”的特殊背景，从李绅的“私生活”里瞧瞧。许多现代人大书特书的“李绅劣迹”，放在中晚唐大唐“权力场”里，其实都不是个事儿。
“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一年年衰败，但高官显贵们的私生活，却是一代比一代“幸福”。以唐文宗的哀叹说，盛唐年间，只有唐玄宗才穿得起的“金鸟锦袍”，到了中晚唐时，却是“富家往往皆有”。各级文武官员，更是变着法子“豪奢”。比如李绅“老上级”李德裕日常食用的“羹饭”，一杯就“其费约三万”。晚唐宰相杨收的饮食“极水陆之珍”，家具用的是“缕金案”，手里把玩着和田“玉婆罗门子”，奢侈到极点。
跟这帮人比起来，同样官居宰辅，一顿饭“吃好几百贯”钱的李绅，还真算是个“节俭”的人。
难道彼时的大唐，经济真强大到这程度了?与高官们“豪奢”反差鲜明的，正是中晚唐平民们的苦难生活。比如曾得到李绅“怜悯”的农民们，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和土地兼并等原因，每年都有大批农民“弃田宅，鬻子孙，荡然逋散，转徙就食”。李绅笔下“农夫犹饿死”的惨状，也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是能种上地的农民，每年苛捐杂税下“家田输税尽”，只能捡野果“充饥肠”。甚至“百姓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
而就是在李绅“入京拜相”，仕途风光到顶点的唐朝会昌年间，造访大唐的日本僧人圆仁亲眼看到，登州到海州一带的“山村县人”们，吃的饭食都粗硬不已，甚至“吃即胸痛”。这都还算是“生活条件好”的。还有些穷人家，竟是“主人极贫，无饭可吃”。当然，这苦难的民生，在此时的“李大宰相”眼里，已是“秕糠”，他当然不会再“怜悯”。
民生经济苦难到这地步，高官们“豪奢”的钱又从哪里来?此时的大唐，行贿受贿也都成了常事。以《旧唐书》的叹息说“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节度使贿赂朝堂高官，乃至高官受贿索贿，都早成了常事。地方的刺史节度使，动辄就“纳贿百万”“坐赃七百万”。京兆府参军韦正牧，这么一个京城“芝麻官”，“稍微”克扣了下景陵的厨料，就轻松“计赃八千七百贯文”，上上下下，都是硕鼠。
包括李绅在内，那无比豪奢的“私生活”，“财源”基本都靠这类方式。这样的晚唐王朝，上上下下，都成了烂透了的大酱缸。想要在这个“酱缸”里冒头?多少热血理想没用，首先就是自己要被“染黑”，然后才可能站住脚。一如，最后彻底“黑化”的李绅。
所以也就更不难理解，李绅去世六十一年后，即公元907年，亲手灭亡了唐王朝的枭雄朱温，会把大唐高层的“清流重臣”们，一口气全扔进黄河里喂鱼。捎带一句着名评语：“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一句话，戳中了唐王朝最后一百年，彻底“堕落至死”的过程。
一个李绅“变坏”的四十年，就是风雨飘摇的中晚唐，走向腐化之路，直到彻底“堕落至死”的缩影。回望唐朝的衰败，再品青年李绅，那充满“情怀”的诗篇，相信自有多少感慨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