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在清末执掌国政数十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昏庸妇人。与大清很多朝臣相比，她表现出难得的开明。在甚至还有慈禧太后的忠实粉丝对她颇为崇拜。而且还是外国的忠实粉丝。比如日本国际记者的先驱田原祯次郎就是。他在自己的着作中，记录了自己对慈禧的看法和当时的逸事。
慈禧，在清末执掌国政数十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昏庸妇人。永和号火轮船，便是当时在昆明湖中为慈禧拖带画舫的。据瑾妃身边的太监回忆，因为使用太监开火轮船，第一次用就把船开上了浅滩。然而慈禧并没有发怒，而是平静地下了船，只是要太监写一个报告来，说明怎么会把船开上了浅滩。
驻英公使郭嵩焘赴任前面辞，对慈禧发牢骚，说自己去英国，总会被人骂作汉奸的，所以不愿意去。慈禧对他说，像英法联军烧了我们圆明园这样的事，“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这份开明，也体现在办海军上。不但在北洋水师建立的过程中慈禧抱支持态度，而且还有过颇为英明的决断。福州船政大臣裴荫森曾上书由船政自行设计建造一艘铁甲巡洋舰。当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朝臣对此一片反对，认为中国尚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属于拔苗助长，必然不能成功。只有慈禧仔细看过奏折后，批示同意，并表示此船即便造坏了也不要紧，只当是让中国自己培养的工程人员练习了。
在日本，甚至还有慈禧的忠实粉丝对她颇为崇拜，比如日本国际记者的先驱田原祯次郎就是。他在1908年写过一部名为《清国西太后》的书，记录了自己对慈禧的看法和当时的逸事。
他记载慈禧上过《生活》期刊封面，极有外交手段。庚子事变后各国都对清政府充满疑虑，慈禧便主动邀请各国公使的夫人、孩子到宫中玩耍，通过夫人外交恢复形象，这一做法十分有效。她甚至会主动送给孩子礼物，与夫人们坐在一起照相，显得十分开明。
然而，就在这段记述中，田原记下了一个可能自己都没有留意的情节：在一次这样的外交活动中，慈禧和夫人们讨论问题，一名中国官员始终跪在地上，随时接受慈禧关于外国情况的咨询，这个人是“清国驻英公使”。
这让田原一直渲染的慈禧开明形象出现了极大的反讽——和外国公使的夫人们可以平起平坐，中国最熟悉国际情况的官员，却要一直跪在地上，似乎让我们隐约抓到了一点甲午战败的深层原因。
如果看一下北洋水师留学人员和日本留学人员的照片并进行对比，或许这个深层原因更加呼之欲出。
可以看到，在英国，刘步蟾比东乡平八郎更像一名军人。和网上所说两人是同学不同，刘步蟾是免试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直接上舰实习的；东乡平八郎则是英语不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无奈进入商船学校学习。实际上日本的人才当时并不比清朝的强，连伊藤博文都是考不上格林威治海军学院，黯然而归的。从当时对于工业文明的理解和成就上看，刘步蟾都远胜伊藤博文和东乡平八郎。
但是，他们各自回国开始成为政府官员后的照片上，东乡平八郎依然是欧式服饰，而刘步蟾却是长袍加上大辫子。西服明显比长袍更适合现代社会的节奏，我们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
日本新兴的维新阵营对导致日本落后的旧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智的批判，并利用已有的地位和权力，全力推动这种变革。理想变成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行动，变成了全民族上下一心的整体合力。而中国的改革者并不被社会认同，必须脱掉“蛮夷”的西服，穿回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帽，才能为世人所接受，才有机会实施所需的改革。这种犹豫在变革图强的道路上造成中国逐渐落后，在军备竞赛中则是自动退出。背负着历史的包袱，中国的改革者，困难要大得多。
即便是变革的支持者，也会出现极大的迷惘。慈禧，不时表现出她的开明。但是，她的观念中，自己是在被英法联军追着跑，无法关闭国门才不得不求新求变的。所以，促成社会变革的理由，是敌人有的我们也要有，他们有大炮和战舰，我们也要学他的坚船利炮，进行近代化军事改革。
这种观念在自强进入瓶颈期的时候，显示了极大的负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