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商民团准备要主动出击，进行剿匪了。
首先就要决定出击的目标。陈济方了解到，在两江总督治下的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内，匪患最重的地方就是皖北地区。
在这一区域内，常有多达数百人的大股盗匪。既然这里的匪势最盛，那么就先打他！正好，越大股的盗匪，越能达到练军的效果。
陈济方依然很谨慎。天生具有军事天赋的他，幼年时就喜读兵家论着，深知知己知彼的意义。他先派出了多路斥候，详细探查目标地区的情况。
从探子带回的信息，他得知，这皖北的大股盗匪，主要活动于凤阳、颍州两府，是属一种叫“捻子”的股匪。
其最初多为皖、鲁、豫几省交界处的地痞无赖，聚集成匪，因常聚在一起活动，故被形象的称为“捻子”或“捻匪”。
后因这一地区灾祸频生，官府救置不善，甚至贪官迫害，致使灾民成为流民。这些流民无处容身，便大批入捻，使得捻匪剧增。
当地的官兵也曾多次组织过剿匪，但大多以失败告终。
这是因为，这些盗匪流动性很强，且有一定的运动战能力，当官兵大队来攻时，他们便退入别省，或分散四地，令官兵无功而返。当官兵势弱时，他们又聚集成股，四处活动，官兵也束手无策。
另外，皖北的地方形势也比较复杂。当地民风彪悍，各地建有很多小规模的民团。这些地方武装，多为当地地主、乡绅为保护乡里而组建。
他们很少离开本乡，常常结寨自守，甚至独霸地方，虽然规模都不大，但战斗力都不弱，特别是在自家地盘上作战时，更为彪悍。官兵在剿匪时，若不能处理好与这些当地民团的关系，也常吃大亏。
了解了情况后，陈济方心里已有了大概。
他准备亲率一支商团队伍，按照“枪打出头鸟”的原则，结合地势，从已了解到的皖北几支大股盗匪中，再挑选出较大的两三股，作为目标。并采用隐蔽奔袭，打完便走的策略。
为此他组织商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就连那洋教官们，虽不能同行，但都跟着协助参谋策划。
团勇们听说这回要动大的了，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然也有不少人，特别是新加入的，略有紧张。
此次出击，陈济方亲率商团中最先组建的甲号营，以及部分直属亲兵，总人数五百上下。计划于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出发，三月初返回。
全队自带补给，并携带了一门6磅野战炮，直击目标股匪。全程快速隐蔽进行，往返路线也事先规划好了，尽量不触及当地的其他武装。
并且在出发之前，派人通报了沿途和目标地的官府，避免误会。
详细过程不再赘述，基本如计划一致。
商团出击，犹如雷霆之势，先后有两股盗匪在浑然不觉中被袭击、包围、歼灭，共毙伤匪众百余人，被俘者则交送当地官府。
只是第三股盗匪听闻了风声，在商团攻击前就先行散逃了，但在仓皇之下，盘踞地点的财物大都被缴。
商团队伍如期返回，仅伤十余人，另有数人在途中行进时受了些伤。
经此一战，护商民团名声大噪，邻近省份，甚至上海的洋人，皆知有此劲旅。
更为重要的是，商团成功的经历了一次准军事行动，得到充分的历练，商团上下的士气也空前高涨。
可就在大家都为此感到欢喜雀跃的时候，陈家人里，却有三个人不那么高兴。
陈济怀有点不太高兴。因为他要全力准备科考了。在放弃了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后，下一次的会试就是道光三十年的庚戌科了。
如今二哥的商团办得红红火火，三哥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而自己却因为考期渐近，必须要收心苦读，无法再多参与到那些他感兴趣的事中。这怎能让他高兴得起来。
陈济方在暗地里竟然也有点不太高兴。如今新法练军的愿望，他已初步尝试。可这新军之中，他最看重的炮队和骑队却发展缓慢。
这两项，都是由于商团的性质，不便张扬，还有洋炮、马匹购买渠道的问题，因此只能偷偷摸摸的，暗中小规模组建。
最可气的，就在这次带队剿匪的过程中，他发现盗匪的队伍里居然有马队！这让他十分羡慕。竟然羡慕起盗匪，这真让他感到难过。
好在此次的战利品中，有几十匹缴获马匹，多少算是给了他一些安慰。
最后一个高兴不起来的人是陈堂，或者说他是在担忧。
对于练军的成果，他还是认可的，也赞同陈济方的策略和理念。但他对商团如今的声威会造成的影响，感到忧虑。
理由还是那句“枪打出头鸟”，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如今他们陈家，通商、建厂、西学、团练，等等，声势还越来越大。这多么引人瞩目，也定难为朝中的言官所容。
虽说眼下皇帝年迈，不爱理事，朝中又有权枢与陈家交好照应，暂时还不至于怎样。但日久会如何，陈堂甚至都不敢深想下去。
而从陈济云的书信中可知，他的这些忧虑也绝不是空穴来风。
另一方面，上海自开埠以来，对外贸易额直线上升。稳居各通商口岸之首，甚至呈现一家独大之势。
至这一年，年贸易总额已超千万两白银。这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洋人不断涌入这块“黄金宝地”，通商、办厂、传教、游览，好不热闹。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大清国内各地的商人也纷纷来到上海，希望在同洋商的买卖中，寻找发家的机会。
如今，在上海的众多华商之中，已经有两家成为了龙头，独领风骚。
一家便是苏浙商人的代表，陈济生，和他执掌的东和商行。另一家，则是粤商中的领军人物，吴健章。
而随着利益矛盾的加剧，苏浙和广东，这两个地区的商人集团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逐渐已成为了上海华商间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