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麾下聚集了众多能人贤士，其中萧何便是至关重要的一员。自沛县举事以来，萧何始终伴随刘邦左右，为其出谋划策，可以说刘邦的丰功伟业中有相当一部分离不开萧何的卓越贡献。当刘邦攻破咸阳之际，其他人皆陶醉于皇宫的奢华与美色之中，唯有萧何急急忙忙奔赴秦朝丞相和御史的官邸，悉数收集秦朝的户籍、地图、法律文献等重要资料，严禁任何人损毁或擅自进出丞相府与御史府。他精心挑选了一批手脚敏捷、诚实可靠的人员，对这些宝贵的资料进行细致整理并妥善保管。有人或许会觉得，待刘邦建立国家后再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统计不就行了，殊不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秦朝体制中，丞相协助皇帝治理国家政务，御史则掌管各级官吏，他们手中的资料实际上涵盖了整个国家的基本国情，除军事外，几乎掌握了国家行政的核心。对此深有体会的萧何，曾在县衙任职，故而在攻克咸阳后首要之举便是确保这些关乎国家国情的重要资料得以完整保留，以备不时之需。
刘邦在攻入咸阳后，一度沉迷于金碧辉煌的秦宫，若非樊哙与张良及时规劝，险些步了秦二世胡亥的后尘。当他目睹萧何收拢秦朝文件资料的情景后，深感羞愧，直言自己在见识方面远不如萧何，并高度赞扬萧何是一位难得的奇才。正是得益于萧何收集的这些资料，刘邦得以全面了解到当时全国的人口分布、文化状况和地理信息，为日后汉朝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朝建立后，萧何在刘邦提出的“约法三章”基础上，参照秦朝法律，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进一步完善制定了被称为“汉律九章”的法律体系，相较秦朝苛刻残酷的律法，汉律更为人性化。汉高祖刘邦去世后，汉惠帝刘盈继续任命年迈但仍旧勤勉不辍的萧何为丞相。
公元前193年，由于长期辛劳，萧何病倒在床上。汉惠帝亲临探望，并向他提出了心中的疑虑：“丞相百年之后，谁能接替您的位置？”萧何并未立即作答，而是反问惠帝是否有合适人选。惠帝犹豫间问道：“丞相认为曹参如何？”萧何听罢，不顾病体虚弱，挣扎起身向惠帝叩首，连声赞叹：“若皇上能让曹参担任丞相，汉朝必定会长治久安。”不久之后，萧何便离世而去。
萧何与曹参早年本是挚友，后因误会逐渐疏远，但萧何始终坚信只有曹参才能接替他的位置，而曹参对此也心领神会。在萧何去世后，曹参预感自己将会接任丞相职务，提前安排家人收拾行装，果不其然，数日后汉惠帝的使者便宣告曹参接任丞相之职。
曹参担任丞相后，并未对国家律法和政策做出任何改动，而是坚持按既有制度行事，百姓生活安宁，官员各司其职。但在选拔官员时，曹参格外用心，他亲自挑选那些言语质朴、耿直忠贞之人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油腔滑调的官员，则厉声斥责，将其逐出官场。
朝廷大臣们对曹参的无所作为颇为困惑，纷纷上门劝说，希望他能有所变革。然而曹参对他们的建议充耳不闻，每当有大臣来访，他就设宴款待，一杯接一杯地敬酒，直至对方醉醺醺无法言辞为止。丞相府与大臣们的住所相邻，常能听见曹参府中饮酒作乐之声，丞相府上下对大臣们的举动虽感厌烦，却慑于曹参严令，不敢私下议论官员之事。曹参从不纠结于琐碎小事，因此在他的领导下，朝廷中的官员纷争大大减少。
汉惠帝与诸多大臣一样，对曹参的不作为表示疑虑，甚至误以为曹参看不起自己年纪轻轻，不愿全力辅佐。曹参之子曹窋在朝中担任中大夫，惠帝便借他休假回家之际，嘱咐他询问曹参为何迟迟没有实际行动。曹窋回家后向父亲提问，结果却被父亲用竹板责打二百下，几乎难以起身，曹参边打边训斥儿子不应插手皇帝之事，搬弄是非。曹窋回朝后，将父亲责打他的事情及父亲所说的话禀报惠帝，惠帝听后大为震惊，随即传唤曹参前来问话。面对惠帝的疑惑，曹参先是脱帽跪下，然后才开口询问惠帝：“皇上认为自己与先皇相比，哪个更为英明？”惠帝谦逊地答道：“我怎敢与先皇相比，相差甚远。”曹参接着问：“那么皇上认为我与萧何丞相相比，能力如何？”惠帝微笑回应：“您稍微逊色一些。”曹参这时严肃表态：“确实如此，先皇比皇上更为英明，萧丞相也比我更有能力，他们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制定了完善的法律和政策，足以保障百姓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运行。既然他们已做得滴水不漏，我们是否还需要再去制定超越他们的新举措呢？先皇打下了江山，稳固了国家根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守护这片江山，而非急于重新规划。因为他们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只需遵循他们的政策去实施，否则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这样一来，皇上还认为微臣的做法有误吗？”
汉惠帝豁然开朗，对曹参的理解与执行力赞赏有加。自此，“萧规曹随”的成语诞生，用来形象描绘依照前人智慧和经验行事的做法。曹参担任丞相的三年间，忠实遵从萧何遗留下来的法制体系治理国家。这一时期，西汉的政治环境愈发稳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民众对此无不交口称赞，生活质量也随之不断提升。在曹参的沿袭和维护下，萧何奠定的国家基石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