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策，字少逸，他的故乡在遥远的敦煌，一个充满历史与传奇色彩的地方。他的父亲张同，在唐朝的官场上颇有声名，一路仕途顺畅，最终官至容管经略使，成为了朝廷中的一位重要官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张策从小就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聪明才智和对学问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对那些能够抒发情感、描绘世界的诗词歌赋，更是情有独钟。
在张策还年少的时候，家族居住在洛阳的敦化里，那里不仅风景宜人，更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一次，家人在挖掘甘泉井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古老的鼎。这只鼎造型独特，制作精良，鼎耳上还刻有篆书，上书：“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这样一件充满历史气息的宝物，自然引起了张同的极大兴趣，他将其视为珍宝，悉心收藏。
然而，就在全家人都沉浸在发现宝物的喜悦之中时，站在一旁的张策却缓缓开口，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观点。他指出，根据历史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随后改年号为延康。直到那年十月，文帝接受汉朝的禅让，才正式启用“黄初”作为新的年号。因此，所谓的“黄初元年春二月”在时间上是不存在的，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张策的这一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不已，包括他的父亲张同。张同连忙派人取来《魏志》进行核对，结果证明张策所说的完全正确。这一事件，让家族中的人对张策刮目相看，要知道，那时的他才仅仅十三岁。
张策不仅学识渊博，对佛教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他坚信因果报应，认为佛教能够引领人们走向内心的平静与超脱。因此，在还未成年之时，他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剃发为僧，遁入空门。他选择在雍州的慈恩精庐修行，那里环境清幽，是修行佛法的理想之地。张策在寺中表现出极高的志趣和修行境界，他的名声也逐渐在僧侣和信众中传开。
然而，世事无常，唐朝广明末年（公元880年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张策平静的修行生活。大盗攻入京城，天下大乱。面对这样的局势，张策不得不放弃修行，恢复俗装，奉侍父母逃难。他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君子们的广泛称赞，认为他既尽了孝道，又展现了面对困境时的勇气和担当。
在逃难的过程中，张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磨难。然而，这些经历并没有让他对仕途产生向往，反而更加坚定了他追求内心平静和自由的决心。服丧期满之后，他选择隐居在郊外，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在那里，他读书写字，吟诗作画，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和内心的宁静。这样的生活，他过了十多年，直到后来被任命为广文博士，才重新踏入仕途。
张策的才华和学识很快得到了朝廷的认可。王行瑜担任邠州节度使时，特意征召他为观察支使，并兼任水曹员外郎，还赐给他绯色的官服以示恩宠。然而，好景不长，王行瑜后来反叛朝廷，太原节度使李克用奉诏讨伐，王行瑜败死，邠州也被平定。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张策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他与婢女用轿子抬着亲人，冒着严寒和危险，向南逃出邠州境界。当时边境的寨子积雪深厚，他们的遭遇让路人都感到同情和敬佩。
太祖听说张策的英勇事迹后，对他大加赞赏，并奏请任命他为郑滑支使。不久，因家中丧事，张策离职守孝。丧期结束后，他再次被朝廷起用，担任国子博士，后升任膳部员外郎。他的才华和勤勉得到了同僚和上级的一致好评。
天复年间（公元901年至904年），张策的命运再次发生了转折。他奉韩建之命，带着书信和财物来拜见太祖。太祖见到他非常高兴，亲切地称呼他为“张先生”，并立即奏请任命他为掌记，还赐给他金紫色的官服。这一系列的恩宠，让张策在朝廷中的地位更加显赫。
天佑初年（公元904年），太祖上表称赞张策的才能和贡献，拜他为职方郎中，并兼任史馆修撰。不久之后，太祖又召他入朝为翰林学士，转任兵部郎中、知制诰，仍兼任修史之职。这些职位的变迁，不仅体现了张策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他卓越的才华和学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策的官职也在不断升迁。他升任中书舍人后，职位依旧稳固。太祖受禅让称帝后，更是改任他为工部侍郎，并加承旨之衔。那年冬天，他又转任礼部侍郎，成为了朝廷中的一位重要官员。第二年，他跟随太祖征战到泽州，因战功被拜为刑部侍郎、平章事，仍兼判户部。不久之后，他又迁升为中书侍郎，成为了朝廷中的核心人物。
然而，长期的仕途生涯和繁重的政务工作，也让张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他患上了风疾，身体每况愈下。面对这样的困境，他选择了上表请求退休，希望能够在余生中享受一些宁静和自由。太祖批准了他的请求，改任他为刑部尚书致仕。当天，他便乘轿回到洛阳，住在了福善里。
在福善里，张策过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那里有修竹嘉木、图书琴酒，他以此自得其乐。他不再过问朝政，只是沉浸在诗词歌赋和琴棋书画的世界中。这样的生活，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悦。然而，岁月不饶人，乾化二年（公元912年）秋天，这位才华横溢、历经沧桑的文人还是离开了人世。他所着的《典议》三卷、词制歌诗二十卷、笺表三十卷，都保存在家中，成为了后人研究和缅怀他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