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也是辅佐李世民三十余年的贞观第一谋臣名相。他是“玄武门之变”的主要谋划者。也是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的重要助力人。李世民更是称赞他“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他就是功高震主但得以善终的大唐梁国公，房玄龄。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那可是大唐啊！开放、包容、充满魅力。王维一句：“远人尽有如归乐，此是唐家全盛时”！道尽了大唐的盛世繁荣景象。
而在唐朝的众多皇帝之中，唐太宗李世民又是最耀眼的那个，他在位期间，开创了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史称“贞观之治”。但实际上，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取得这番伟大的成就，离不开一位贤相的辅佐，他就是房玄龄。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人。唐初着名宰相、政治家、史学家。李世民帐下的得力谋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公元579年，北周大象元年。房玄龄出生于清河房氏。
房玄龄家门显赫，他的曾祖父房翼，曾任后魏的镇远将军、宋安郡守，世袭壮武伯爵位。他的祖父房熊，初仕任褐州主簿。他的父亲房彦谦，曾任隋朝的司隶刺史、泾阳县令。房彦谦爱做学问，广泛涉猎儒家经典，也是魏、齐当地有名的大儒。
房玄龄自幼耳濡目染，聪慧敏捷，博览群书，擅长草书、隶书，很会写文章。《旧唐书》记载：“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新唐书》也记载：“玄龄幼警敏，贯综 坟籍，善属文，书兼草隶。”房玄龄十八岁的时候，齐州举进士，他应举于进士科，朝廷授予他羽骑尉的职务。他的父亲房彦谦去世后，房玄龄担任隰城县尉。
公元617年，隋大业十三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隰城县尉的房玄龄，他以犀利的眼光，笃定李世民是明主，于是他毅然决然脱离隋王朝，前去投奔了李世民。
房玄龄与李世民初次相见，便犹如伯牙遇子期，二人畅谈天下大势，房玄龄凭借对局势鞭辟入里的分析以及不凡的气度与才华，让李世民大为赏识，李世民当即任命房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旧唐书》记载：“玄龄杖策谒于军门，温彦博又荐焉。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从此，房玄龄成为李世民帐下的智囊，在跟随李世民统一全国的漫长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房玄龄为了报答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他竭尽心力筹谋军政事务。每攻灭一方割据势力，军中其他人都全力搜求珍宝异物，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将富有谋略和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共同为李世民效力。李世民击破王世充后，房玄龄认为张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府车骑将军。还有薛收、李大亮、杜如晦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位至卿相。《新唐书》记载：“征伐未尝不从，众争取怪珍，玄龄独收人物致幕府，与诸将密相申结，人人愿尽死力。”
公元618年，隋大业十四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封李世民为秦王，房玄龄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
房玄龄在秦王府长达十年，一直掌管军谋大事，负责管理文牍，每逢军书奏章，停马立成，文字简约，义理丰厚。李世民曾说，汉光武帝自得邓禹之后，门人更加相亲相近，自从我有了玄龄，就像光武有了邓禹一样。李渊也曾说，房玄龄这人深识机宜，应当委以重任。每次为我儿陈述事情，千里之外如同对面讲话一样。能得到两代帝王如此之高的评价，可见房玄龄的才干和品德都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
后来，李世民与他的两个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矛盾愈演愈烈。
李世民南征北战，功劳赫赫，手下的能人异士更是数不胜数，这让身为太子的李建成感到十分的不安，李元吉与李建成关系十分亲密，两人按耐不住想要对李世民下手。而李世民亦不甘久居人下，双方矛盾的激化使得局势剑拔弩张。
房玄龄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早早地察觉到了这种危险的局势。他知道，如果任由这种矛盾发展下去，不仅李世民的个人命运堪忧，大唐的江山社稷也将陷入无尽的动荡与混乱之中。
房玄龄在秦王府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与影响力，他私下找长孙无忌，将当前的形势讲给长他听，房玄龄认为，双方已经结怨，一旦祸患暗发，不只是秦王府难以收拾，就连国家存亡都成问题。《旧唐书·房玄龄》记载：“玄龄因谓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恟恟，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 安可不深思也」”。房玄龄的话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并且大胆地提出效仿周公诛管蔡之事，劝李世民先发制人，通过果断行动来解决与李建成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确保大唐的稳定与繁荣。
这一建议在当时无疑是极为激进且危险的，但却彰显了房玄龄的远见卓识与非凡胆略。他坚定地站在了李世民一方，为李世民提供了关键的思想引导，促使李世民开始认真考虑发动政变以夺取皇位的可能性，从而成为玄武门之变的重要思想推动者。
在李世民逐渐下定决心之后，房玄龄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政变的谋划工作之中。他与杜如晦、长孙无忌等核心谋士组成了一个秘密的智囊团，商讨详细的行动计划。他们都知道，此次行动必须万无一失，否则将带来灭顶之灾。房玄龄凭借其卓越的智谋，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精心的策划。
同时，房玄龄也充分考虑到了政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并一一制定了应对策略。例如，万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卫队拼死抵抗，如何迅速调集秦王府的兵力进行增援；倘若宫廷侍卫介入，又该如何应对以确保行动的顺利进行等。他的谋划全面而周详，犹如一张紧密的大网，力求将所有的变数都纳入掌控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房玄龄充分发挥了其沉稳冷静、思维缜密的特质，成为整个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为玄武门之变的成功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李建成斥逐秦王府官属，房玄龄与杜如晦一并被驱斥外任。除去了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李建成与李元吉便暗中集结军队，准备取了李世民的性命。然而消息泄露，李世民提前得知了他们的行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李世民让长孙无忌暗中将房玄龄与杜如晦两人送来，与尉迟敬德、侯君集一起秘密商议对策。
房玄龄起初因有敕令在先，害怕获罪，但经过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的苦苦劝说，他深刻地认识到此时的局势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房玄龄最终毅然决然地决定冒死重返秦王府。他的这一决定，不仅仅是个人勇气的体现，更是对李世民的绝对忠诚以及对大唐未来命运的担当。他与杜如晦的回归，极大地稳定了秦王府众人原本因他们被逐出而产生的慌乱与不安的军心士气。他们的出现，让秦王府的将士们看到了李世民夺取皇位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心，重新燃起了斗志，为即将到来的政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同年六月，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人入朝，并在玄武门埋下伏兵，成功诛杀了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 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 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伏诛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更为关键的是后续对局势的稳定与政权的平稳过渡，房玄龄在这一阶段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时宫廷内外人心惶惶，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更大的动荡。于是，房玄龄迅速协助李世民展开了一系列的安抚工作。他亲自出面，向宫廷内外的众多官员、侍卫以及宫女太监等解释此次政变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口才，引经据典，阐述李世民发动政变并非出于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大唐的长治久安，为了避免因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争斗而导致的国家分裂与战乱。他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众人的恐慌情绪，赢得了一部分人的理解与支持，从而稳定了宫廷内部的局势。
在处理李建成和李元吉余党的问题上，房玄龄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并没有主张采取血腥的屠杀政策，而是提出了较为妥善的方案。房玄龄明白大规模的杀戮只会加剧矛盾，引发更多的仇恨与反抗，不利于大唐的稳定与统一。因此，他建议李世民对一些罪行较轻、可争取的余党采取宽大处理的政策，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而对于那些顽固不化、坚决与李世民作对的核心人物，则果断予以惩处，以消除潜在的政治隐患。
这一方案既体现了房玄龄的仁慈之心，又彰显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果断与睿智。通过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房玄龄帮助李世民迅速掌控了朝廷大权，使得政权得以平稳交接，为李世民顺利登基以及贞观之治的开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不久，李渊下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改元贞观，史称“唐太宗”。
李世民登基后，房玄龄接任中书令，正式成为当朝宰相。李世民论功行赏，参与“玄武门之变”的核心人物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功居第一，房玄龄因功进爵为邢国公。《旧唐书》记载：“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李世民更是称赞房玄龄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出谋划策，平定天下，备尝创业之艰辛。他当宰相后，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很不完备，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亭台楼阁等建筑物的规模和法令、礼乐、制度以及历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他们二人所制定。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两人互相配合，把朝政打理的井然有序，留下了“房谋杜断”的美称。
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
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李世民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李世民的这一思想，他大力调整政府机构，裁减冗官滥职，将朝廷文武官员的数量由隋朝的两千五百余人缩减到六百余人，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唐朝建立了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同时，房玄龄对地方州、县进行合并，同时根据山川地理形势，把全国分为十道，作为监察区，由中央派出监察御史分巡各道州县，考核吏治、察举百官，监察各地违法行为。“大唐十道”是唐代监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唐玄宗时，全国改为十五道，这是房玄龄作为杰出政治家，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出的一项杰出贡献。
为了体现权力制衡，房玄龄还创立了 “五花判事制”，这也是贞观年间的一大创举。
一道政令的形成，首先由中书省草拟，中书省的六名中书舍人按照尚书省六部的工作性质分工起草诏书，朝廷各部门的奏章通过六部上奏到中书省后，负责对口联系的中书舍人在奏章上提出处理意见，其余五人也要发表各自的看法，所署意见由中书侍郎、中书令审覆后，交门下省驳正，然后由尚书省颁下执行。《资治通鉴· 唐纪·太宗贞观三年》记载：“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己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这一制度的创立，使决策过程更加严谨、科学，有效避免了个人专断，提高了决策的质量和效率，也加强了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龄秉持审查并确定法律和命令，将宽厚平和做为宗旨，简化律令，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法。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以后，有唐一代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
在民生方面，房玄龄深知民生疾苦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他积极倡导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工程，促进了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他的主持下，唐朝的粮仓充实，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呈现出一片祥和繁荣的景象。
在用人方面，房玄龄极具眼光和胸怀，始终秉持着用人唯贤的理念，为唐朝朝廷网罗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房玄龄善于发现他人的长处和潜力，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无论是出身名门的世家子弟，还是出身贫寒的庶族才俊，只要有真才实学，房玄龄都会给予机会，将其推荐到合适的岗位上施展才华。
房玄龄不仅善于选拔人才，更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团队的建设。他倡导大臣们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协作，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在他的带动下，贞观朝的大臣们团结一心，共同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形成了一个高效、和谐的政治团队。他对下属宽容大度，能够充分信任和放权，让人才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尽情发挥，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房玄龄的用人策略和人才理念，为唐朝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使得贞观朝人才济济，星光熠熠，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才辈出的辉煌时代。
在文化建设方面，房玄龄主持编撰了多部重要的史书，如《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晋书》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宰相监修国史的先河。他工作尽心竭诚，带领史官们收集、整理和编纂历史资料，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献，对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房玄龄本人博通经史，其文学才华和学术造诣也为当时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唐朝初期的文化事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为唐诗、书法、绘画等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
房玄龄不仅在政治才能上出类拔萃，他的品德风范更是令人敬仰。他一生谦逊谨慎，始终保持着低调务实的作风，不居功自傲，不贪图名利。
作为位高权重的宰相，房玄龄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功高震主的潜在风险。然而，他凭借着对李世民的忠诚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巧妙地处理了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他始终恪守臣子之道，对李世民恭敬有加，言听计从。他在处理政务时，总是先征求李世民的意见，按照李世民的旨意行事，从不擅自做主。他知道自己的成就离不开李世民的信任和其他大臣的协作，因此总是将功劳归于君主和团队。在朝廷之上，他态度恭敬，言辞温和，与同僚们相处融洽，从未与人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或冲突。即使面对他人的误解或诋毁，他也能泰然处之，以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化解矛盾。
房玄龄为官清正廉洁，一生奉公守法，不谋私利。他生活简朴，家中并无奢华的陈设和巨额的财富积累。他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国家事务上，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祉，为君主尽忠诚。他的这种高尚品德不仅赢得了李世民的高度信任和赞誉，也在朝廷内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对贞观朝的政风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带动下，贞观年间的官场风气相对清正廉洁，大臣们多以勤勉奉公、廉洁自律为准则，为唐朝的政治清明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房玄龄改封魏国公，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房玄龄尽心竭诚，早起晚睡。加之他明达吏事，法令宽平，任人惟贤，不分卑贱，人们都称他为良相。
公元637年，唐贞观十一年。房玄龄进封梁国公。
公元639年，唐贞观十三年。房玄龄加太子少师。房玄龄的女儿成为了韩王妃，他的儿子房遗爱娶了高阳公主，此时的房氏一族，显贵至极。但房玄龄常常深自卑损，不敢炫人傲物。
公元642年，唐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发动了远征高句丽的战争，此后的五六年，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这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公元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病重，李世民派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并亲临探望。可是，李世民还是没能留住这个老伙计的性命。临终之时，房玄龄抗表进谏，请求李世民以天下苍生为重，停止征讨高句丽。李世民看见奏表，感动地对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
房玄龄临终之际，李世民亲至其病床前握手诀别，立授其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为中散大夫，使其在生时能看见二子显贵。《旧唐书·房玄龄传》记载：“后疾增剧，遂凿苑墙开门，累遣中使候问。上又亲临，握手叙别，悲不自胜。皇太子亦就之与之诀。即日授其子遗爱右卫中郎将，遗则中散大夫，使及目前，见其通显。”
同年七月，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岁。李世民为之废朝三日，追赠太尉，谥号“文昭”，陪葬昭陵，与初唐其他二十三位开国功臣一起画像并供奉于“凌烟阁”。李世民以最高的礼仪表达对这位肱股之臣的敬重与缅怀。
纵观房玄龄的一生，他出身显赫，精通经史子集，擅长诗词歌赋。他运筹帷幄，凭借卓越的才能和智慧成为唐朝建立的重要推动者。他忠诚勤勉，兢兢业业的辅佐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大唐盛世。他为人正直豁达，处事严谨周密，深得朝中官员和士人的敬重。他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高尚的品德风范和巧妙的君臣相处之道，在功高震主的险峻情况下得以善始善终，并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君臣相知相惜、令人传颂千古的佳话。
他的一生，是个人的传奇，也是大唐王朝的传奇。凌烟阁上庄重肃然的画像，就是诉说他一生赫赫功绩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