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大帅哥问自己，常威自然也不藏拙，继续说道：“其实这次去闽越，最缺的不是钱粮，而是人口，没人什么都是空中楼阁。
只要肯跟着去闽越的士卒，到时直接改成募兵制，给全体士卒每月按级别发粮饷。千里为官只为财，只要钱给够，很多人还是愿意背井离乡的。
至于让百姓迁徙去闽越，也不难，只要大王承诺免税免徭役，大家怎么可能不愿意迁徙呢？”
“不行，免税那我们怎么还债？”季布率先开口说道。
“去到那边都搞大农场模式，自己收自己税还不是左手倒右手，而且到时的土地全部收归楚军所有，百姓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常威分析道。
“这样子百姓去到那边怎么谋生？”季布问道。
“以工代赈不就行了吗？或者说我们雇佣他们，只要给我们干活，我保证他们全家顿顿有肉。”
“这是真的吗？你确定真的能让他们都吃上肉？”季布有点不可置信道。
“珍珠都没那么真。”常威信心满满地说道。
“既然如此，田赋可以不收，但口赋和杂税不能免了，不然债务怎么还？还有徭役也不能免，去到那边修建城池，不用劳动力吗？”
“口赋？什么是口赋？”
“仙师，口赋简单来说就是人头税。”一旁的钟离昧解释道。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朝已经开始征收人头税。
当时的《秦律》规定，男子成年之后，必须到官府登记，分立门户，按照规定交纳户赋，如果隐匿户口，逃避纳税，要进行加重处罚。如果成年的男子不分门立户，要加重征收人头税。这就是所谓“舍地而税人”。
当然秦朝的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田赋之上，史书上记载最高能达到收入的三分之二，就是66%的税。
加上秦大大在位期间，大搞基建，什么万里长城、阿房宫、骊山大墓、还有全国搞驰道等等。
这几样工程哪一项不是耗费巨大的，所以杂税也多如牛毛。
万里长城和阿房宫，只要参加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耳熟能详，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骊山大墓就是秦始皇陵，现代的西安兵马俑，当时动用了七十多万人，修了三十九年才修好，占地面积56.25平方公里，差不多是两个澳门大小。
据说兵马俑的挖掘工作要持续700多年，这考古工作真的是可以薪火相传，传个几十代，当然这主要还是考虑到保护文物，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工程耗费有多巨大。
至于驰道，那可是秦朝版的高速公路。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第二年，他才发现交通是个大问题。他意识到，统一，不是仅仅攻占了，占领了。真的要达到了一统，就要在文字，度量衡，钱币，等等许多方面都要规范统一，否则统一就是纸上谈兵，就是一句空话。
而这些都是要从中央统一规定之后，传达到郡县各地，层层下达，具体执行的。可是交通不解决，那么许多皇帝制定发出的诏令，就不能很快得以执行。时间拖长了，人心就会涣散，而郡县制也不能真正得到落实。当初周朝所以分封，这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就会使得皇帝的一切指令，政策都成为形同虚设。
于是，秦始皇决定，要建驰道，改善交通状况，修建高速公路。
在那之前原来六国自己境内也都有自己的道路。但是宽窄不一，这也是各国为了自己的国防安全考虑所致。这样可以防止别的国家的车队进入。所以秦始皇下令把秦国和六国境内原有的旧道连接起来，加以扩建，改名为驰道。
并规定每条驰道宽50步，全都一样，还规定车距六尺。也就是车的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是六尺。那时的一步就是6尺。也就是说，每条高速公路可容五十辆车并行！驰道宽阔平坦，每隔三丈还种一棵大树。
在上面驾车速度极快。据史书记载，在驰道之上半天即可飞驰二百里以上。当时以咸阳为中心向各方辐射，修了数条驰道——高速公路。
一条向东直通燕齐，就是现在的山东荣成；一条向南直达吴楚，南海郡，即现今广州；还有一条直通西南至滇，今云南滇池附近；向西的一条直至陇西郡，现在的甘肃岷县地方。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命令蒙恬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就是现在的包头，全长1800多里。这条“直道”的遗迹到现在还能找到。
秦始皇还下令在今云贵地区修建“五尺道”，又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
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了一起。也保证了郡县制的实施。近来在河南南阳的山区里惊奇地发现有古代的“轨（铁）路”。
原理和现代铁路无异，还是复线，只不过不是用蒸汽机车牵引，而是用马力拉动。这是比兵马俑更惊人的大发现，修驰道逢山开山，遇河架桥，路面全用石灰加胶土夯成。
这些驰道，历经两千多年风雨，至今有些路段仍可见当年路面之形，可见其质量之高。
现代很多地方修高速都导致负债累累，更不要说在古代了。
这也是秦朝为什么要苛捐杂税，大征徭役，为后世所诟病，没钱，怎么办事？
至于人头税，对比田赋和杂税、徭役来说，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它是到了汉朝才被发扬光大的。
没办法，只因当初大家起义喊的口号就是：诛暴秦，伐无道。
汉朝成立之后，当然要跟秦朝不一样。
就像新官上任，都会把前任的全部推倒重来一样，就算是干一样的事，也得换个口号，不然自己干得再努力，功劳也是别人的一样。
因此才有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
但养文臣武将和军队总要钱吧，既然田赋不能收太多，杂税又不能随便加，那只能增加人头税了。
所以看似汉高祖时期，刘邦将田赋的比例从十税一，降到了十五税一；到了汉景帝时期，则降到了三十税一；在汉文帝时期，甚至还有好多年都是干脆不收税的。
可以说，在汉初时，百姓的赋税压力非常之低，而这样的大规模减税，在中国历史上也就那么一次。
我们似乎会觉得汉朝初年的这几位皇帝人挺不错的，知道心疼自己的百姓，比起那些动不动就搞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皇帝可爱多了。
但实际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汉朝的人头税对百姓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