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八年（1063）六月初十，苏轼的二伯母去世了，当时只有苏轼的三堂哥苏不危侍奉在母亲身旁。
此时，二伯刚去世不满一年，真是祸不单行。苏轼在大堂哥苏不欺的妻哥蒲诚之路过凤翔府时，曾给蒲诚之提过此事，因苏轼大堂哥不欺的岳父家姓蒲，是蒲诚之的同族。
这年七月，宋选罢任凤翔府知府，由青神县老乡、京东转运史陈希亮（字公弼）接任。
陈希亮这个人身材矮小、清瘦，为人却刚直，面目阴冷，两眼澄澈如水。张口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面陈人过，退称其长，这是一种君子之行）。所以每逢士大夫宴游之时，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索然寡味，怎么也乐不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允（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可仍是个幕职，相当于如今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县的政务，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再报告郡守，或罢或行。这一职务与“一把手”公事上的关连，是极为密切的。
而苏轼与陈希亮两人的性格，却是如冰炭不相融合。
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争议不下，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行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
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签判的制科出身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类颇似现代的“老师儿”称号一样，实在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斥道：“府判官只是协理文案的官员，有何贤良可言？”令苏轼很下不来台。
此后，凡看到苏轼有骄矜自得之意，陈希亮在苏轼登门求见时，也是故意拒绝不见。遇到府里需要斋醮祈福，苏轼负责撰写的祈祝小文，陈希亮也是左涂右改，如此往返数次，直至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这才启用。时间久了，苏轼认为上司是在无端打压自己，遂与陈希亮交恶，如果没有公事往来，他尽量不与陈希亮接触，即使中元节这样的重要节日，他也拒绝前往知府官署与上司一同参加节日宴会。
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就任由其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客人在客座中都等得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七月二十四，天久不雨，苏轼又以官家的名义赴磻溪祷雨。
磻溪，是一条溪流的名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相传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今存有钓鱼台。在古诗词中，磻溪也会代指姜子牙。
苏轼一行走了一天，夜宿虢县。翌日晚，从虢县南渡渭水，晚宿古时候曾氏所建的僧舍曾阁。
时近夜半，苏轼却无法入眠，看到壁上有前县令、自己的四川老乡赵荐的题名。想起此前自己在凤翔府的大雪天，病中曾收到赵荐来信时的欣喜，如今已是“故人渐远无消息，古寺空来看姓名”（《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祷磻溪。是日宿》）。
宋时官员的出行祷雨，必须要赶在黎明时分进行，因此五更前就要起身前往。所以说，夜半三更时是不能睡着的，而山中僧舍又没有更漏可听，只有麻烦仆夫频频出门察看天上的北斗星了。
古人通过观察天象、星宿、月亮和自然现象来判断时辰，他们结合生活经验和季节变化来推算时间。
此外，古人还观察月亮的位置和形态来判断时间。农历中，满月、新月、上弦月、下弦月等不同的月相和位置，都能反映出一个月的不同时段。通过这些月相的变化，古人能够较为准确地判断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更替。
除了天文观察，古人还采用了其他巧妙的方式来辅助计算时辰。例如，水漏计时法，通过水滴的流动速度来估算时间。还会结合了生活经验和季节的周期性变化来补充推算时辰。比如，古人常根据鸟兽的活动、植物的开花结果、虫鸣等现象，来感知不同时令。
这些观察都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敏感和对时光流转的深刻认知，古人对时辰的精确把握，不仅仅是为了生活的需要，更是一种对宇宙法则的理解。
苏轼问了几次，仆夫都说斗杓尚倾，故苏轼根本不能睡下，只得起来闲观，所以才无意中发现了壁上赵荐的题诗。
七月二十六，苏轼一行五更开始从曾阁启程，到磻溪时天色尚未明。
这日，在磻溪祷过雨，苏轼就前往虢县的阳平镇了，中途在岐山县东南一百八十里的麻田青峰寺的下院翠麓亭休憩。
苏轼觉得，若是不进这一座位于峰前的寺院，将会是是白来渭上一趟了。这里的风景那是“谷映朱栏秀，山含古木尊。路穷惊石断，林缺见河奔。”（《是日自磻溪将往阳平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清人王文浩认为这首押上平十三元韵的诗中，“尊”字押的玲珑剔透，只有在山中穿行过的人才会知其精妙，若是仅觉得这个尊字表达的是古木的厚重就失之于浅薄了。
及次日，苏轼从阳平镇出发，往斜谷方向而去，“板阁独眠惊旅枕，木鱼晓动随僧粥”（《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当晚夜宿郿县西南三十里的南山中盘龙寺。
褒斜谷，长一百七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郡国志》云：褒口在褒城县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为一谷。自褒口至凤州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口在凤翔府郿县。褒水和斜水（今石头河）均发源于秦岭深处的太白县，前者南流入汉水，后者北流入渭水，两者河谷统称“褒斜谷”，长约五百里，自古即为沟通秦岭南北的要道。
在苏轼的眼里，就在此山后，巴蜀近在咫尺，不知何时才能够归耕家乡江边的田里，真想心随南飞的大雁回到蜀地的怀抱里。其实，蜀本是以褒斜为前门，而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的市辖区）者，蜀之扞蔽也。
苏轼一行人到了下马碛，只见此处的北山僧舍有一座怀贤阁，此阁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苏轼前往虢县之磻溪祷雨，这里是必经之地，所以能看见郿县的五丈原。
《晋阳秋》：建安十二年八月，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入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时年五十四岁。五丈原西侧，今尚有落星村。
回到凤翔府，苏轼与知府两个人之间的摩擦日益加深。苏轼益发感觉落落寡合起来，他既不赴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的厅堂。陈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最终苏轼被朝廷罚铜八斤。
但憋屈的日子还是得过，闲暇下来，苏轼索性不去想这些，他读读《道藏经》，或与弟弟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倒也能不亦乐乎。
南溪有座会景亭，处于众亭之间，苏轼认为与其名字不相称，特改其名曰“招隐亭”，并作诗以告来者。
九月十六，秋高气爽的时节，苏轼带着家人到扶风县南山的天河寺游玩。因感慨此寺登涉之不易，遂题诗于亭壁。二十年后，世人喜爱其笔墨的精妙，怕天长日久字迹湮灭，就把此诗作模再勒石，保存于扶风县南马援祠中。
冬日，苏轼来到周至，拜谒了上清宫的上清真君张守真，作了《上清词》。
腊月十四日起，苏轼又在终南山小留了几日，专门前往南溪小酌，寻觅此前自己在竹子上的题诗。诗文已题在竹子上三个多月了，现在重游，幸而他找到了那些诗句，于是赶紧抄录了下来。
南溪之南的竹林中，苏轼又新构筑了一座茅堂，因茅堂深藏竹林深邃处，因而题名“避世堂”。这时，成都知府韩绛（字子华）又推荐蒲诚之接替苏轼此时的职务，这正是苏轼求之不得之事，可是最终却没有办成。
八月间，王安石之母病逝，苏老泉并不前往吊唁，而是在这时候还作了一篇《辨奸论》，以讽刺王安石。
六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命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以死去的苏洵署名，借以显示苏老泉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着”，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
《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此论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着”，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之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同科进士张琥，字邃明，又名张璪，滁州全椒人（今安徽滁州市辖县），后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苏轼曾做过一篇《稼说》送他。这两天，张琥在归家之前专程来看望苏轼，血气方刚的苏轼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此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
苏轼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苏轼还托张琥把这个观点也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太守陈希亮在府衙的后圃筑台，自名为“凌虚”，命苏轼写篇记文。
由于带着对太守陈公弼的不满，苏轼抓住了这一机会，特意作了篇《凌虚台记》，狠狠地嘲讽了陈太守一番。就连后世的杨慎都认为：《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见得有补于民；《凌虚台》则以秦汉隋唐相形，见得无补于民，而机局则一也。
其实苏轼的本意就是说，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
总之，说白了就是在告诫太守陈公弼：如果有人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世上确实有足以依凭的东西，但是与台的存在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谁知陈太守读完记文，知道苏轼是因为自己曾大肆涂改过苏轼的文章而心存不满，在此实有讥讽之意，然陈太守“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着实是赞其才也。
治平是北宋时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共计四年。
“治平”语出《抱朴子》:“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
赵曙继位之后，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仍沿袭祖制，也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过战争。
赵曙在未即位前就已听说过苏轼，且十分仰慕。即位后，赵曙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上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日后全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为皇上效劳的。到那时，朝野上下人心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就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
赵曙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
英宗只好命苏轼在史馆试用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