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依提放下酒碗，问道：“那你准备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呢？”
楚君详细讲解：“目前，我现在的工作是在山口村建立党支部联系点。在走访过程中，我注意到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问题的根源在于山口村的村办煤矿。在煤矿开业初期，村委会代表煤矿向村民集资了大约五万元人民币。三年前煤矿发生事故并被关闭，导致村民无法取回他们的投资，因此村民对村干部产生了不满情绪，他们频繁前往村委会表达不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计划通过党支部建立联系点制度，加强与村民的沟通，了解他们的具体诉求，并寻求解决方案。同时，我也会与村干部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如何恢复村民对村委会的信任。通过这些努力，希望能够缓解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山口村的和谐发展打下基础。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积极与州县安监局的领导沟通，争取让村办煤矿尽快重新启动，恢复生产。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恢复活力，农民才能获得收入，政府也能获得税收。”
楚君这一番洋洋洒洒、浩浩荡荡、气势磅礴，气吞山河的长篇大论，让尕依提乡长与杨益民副乡长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在无声中达成了某种共识。他们心中充满了疑问：楚君，是否对此事过于乐观了？你初来乍到，对这里的状况尚缺乏深入了解，却提出要解决一个已经搁置三年的封矿问题，这是否显得有些过于乐观和自信了呢！现在，许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他们满怀激情，渴望展现自己，却往往缺乏对复杂问题的深刻理解和处理能力。楚君的提议虽出于善意，但现实的复杂性远超他的想象。封矿问题不仅仅涉及经济利益，还牵扯到安全监管、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多个层面。两位乡长深知，要重启煤矿，必须确保所有安全措施到位，并且要经过州县两级政府安监部门的严格审查，这将是一个漫长且细致的过程。山口村办煤矿的情况，尕依提乡长了然于心。他清晰地记得那场矿难，导致两人不幸遇难，自己也险些因此受到处分。幸运的是，那时他正在参加电大学习，而负责乡镇企业的副乡长因此被降职。安全生产绝非儿戏，它往往关系到一票否决制的实行。为了煤矿的事宜，他不知求助了多少人，动用了多少关系，从州政府到县政府，能找的人都找遍了，最终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了罚款问题上。经过四处托人说情，罚款金额最终降至3万，但这还不是终点，煤矿必须进行整改，整改资金大约需要二十万，还要经过两级安监部门的审查验收，只有全部合格后，煤矿才能重新开启。事情的焦点最终都集中在了资金上。没有资金，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事情又回到了原点。
如今楚君再次提起此事，并声称要解决它，这似乎有些不切实际，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异想天开，不自量力，仿佛是痴人说梦，荒诞至极。
然而，尕依提并未打击楚君的积极性，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认真询问：“你目前进展到哪一步了？有希望吗？”尕依提的初衷是，如果楚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自然是意外之喜，但如果解决不了，那才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不必过于苛责年轻人了。
找人去安监局疏通关系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一切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楚君不能打包票，他便含糊其词地表示：“工作我们现在正在做。我已经开始托人在州安监局找相关的负责人，当然找人也要选择恰当的时机，不能操之过急，不过这一两天应该有消息。不管成与不成，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多渠道运作，多条腿走路。”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正如那句老话所言：“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虽然听起来粗俗，却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所处位置和角度的影响。尕依提乡长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作为一乡之长，行政级别上是正科级，他的接触范围仅限于乡级和县级的范围。然而，他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楚君虽然只是副科级，但他曾在农行州分行工作过一年，是信贷部客户经理的直接领导，与央企、国企、区企驻州直属企业的高管有着直接的接触，同时与政府的人行、财政、税务、司法的主管领导也有频繁的交流，眼界自然高了许多。楚君认为，重启煤矿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关键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他看待事物的角度自然会与乡长不同。关键还有一点，楚君只有18岁，没有尕依提的认识事物的老观念、老套路，他年轻气盛，心高气傲。楚君的年轻和活力让他敢于挑战传统，不拘泥于旧有的框架。他相信，只要有创新的思维和不懈的努力，即便是看似棘手的问题也能找到解决之道。他不满足于仅仅在乡级和县级的层面上解决问题，而是将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楚君的这种积极主动的态度，与尕依提乡长的保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预示着他们将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应对挑战。
尕依提因为持有成与不成皆可的开放心态，心境反而变得轻松。他说道：“楚经理，你尽管大胆尝试，我将全力支持你。若你需要我出面协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只要是为了亚尔乡的利益，我愿意成为你的垫脚石、铺路砖。”
楚君听了尕依提乡长的话，很是感动。他知道，要想成功重启煤矿，乡长的支持必不可少，毕竟在当地他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人脉。他端起酒碗，郑重说道：“尕依提乡长，所有的感激都在这碗里。为了你这句话，我敬你一碗！你随意，我喝完。”楚君一仰脖，把酒全部喝了。
尕依提闻言，心情大悦，他豪爽举碗跟楚君示意，然后举碗一饮而尽。
饭后，四人准备离开，走向收银台时，楚君掏出钱包准备结账。尕依提急忙上前阻止，说道：“小楚，你这是在打我的脸啊，怎么可以让你买单？”
楚君微笑着说：“本来我是打算请吐尔逊站长吃饭的，所以这顿饭钱理应由我来支付。”
尕依提按住楚君拿钱的手，坚持道：“和我一起吃饭，还要你请客，我的面子往哪儿放？以后我还怎么请你？”
楚君回应道：“尕依提乡长，就给我这个面子吧，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吃饭，谈得如此投机。这样好了，这次我请客，下次你请就是了！”
尽管尕依提乡长还想继续阻止，但杨副乡长插话道：“尕依提乡长，楚经理已经这么说了，就让他结账吧。这样推来推去的，场面也不好看。”于是尕依提只好同意了。
星期五上午9点50分，阳光透过薄薄的晨雾洒在乡政府院子里，给这座坐落在群山环绕中的乡政府增添了几分生机，日头正好，微风不燥。
一辆吉普车212缓缓驶入乡政府大院，门卫随后关上了大门。吉普车在办公室前面的水泥地坪停稳，于江涛从车上下来，站在空地上，环视大院。他赶在这个时间回来，是因为乡政府每个星期一、五上午10点要开党政联席会。
江涛今年36岁，毕业于区农大，已在亚尔乡担任书记四年。之前他是里玉县办公室的副主任。
于江涛看了一会儿，立即感受到今天的乡政府大院异常宁静。通常这种静谧的氛围是在上午11点之后出现，那时所有的会议都已结束，工作人员要么下村工作，要么外出，每间办公室只留下一名值班人员。尽管如此，院子里偶尔还是有人来往。然而今天，从下车到进入自己的办公室，于江涛竟未遇见一人，平常这时总会有人进来汇报工作。
于江涛不甘心，站在窗前看着大院：大院门口，一位看门的老者正坐着，而大院旁的停车场，司机小张正忙碌着洗车。
于江涛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想看文件，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再次抬头望向窗外，除了小张，四周依旧静悄悄的。他无奈地走出办公室，前往党政办公室，却发现办公室空无一人。他抬手看了看手表，时间显示已经十点了。此刻竟然没有一个人出现，他心中疑惑：难道乡政府有特别的活动？不可能啊！如果有活动，怎么会不通知自己呢？正当他满腹狐疑时，阿曼古丽从外面匆匆跑进来。见到于江涛，她立刻笑容满面地问候：“于书记，您回来了！”
由于对方是维吾尔族女孩，于江涛不便发作，只是面色阴沉地问道：“上班时间，不在办公室坚守岗位，你去了哪里？”
阿曼古丽看到于书记脸色不佳，小声地回答：“我没有乱跑，我是去洗手间了，听到汽车声，我就急忙回来了。”
于江涛看到女孩那副可怜的模样，心肠顿时软了下来，语气也缓和了许多，轻声问道：“今天怎么回事，乡政府怎么空无一人，他们人都去哪儿了？”
阿曼古丽见于江涛态度变得温和，胆子也大了起来，说：“于书记，我以为您已经知道了呢？”
于江涛更加疑惑：“知道什么？”
阿曼古丽解释道：“乡政府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去乡一小参加捐款仪式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值班接听电话。”
于江涛努力抑制住怒火，故作镇定地说：“乡一小的捐款仪式？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何没有向我汇报，是谁在捐款？你详细说一下。”
阿曼古丽便把尕依提乡长打电话给齐博打电话、齐博安排全乡相关人员参加捐款仪式的具体内容全盘说了。
于江涛此时已经顾不上多想，抬手看看表，按照活动议程，仪式应该是刚开始，现在去应该能赶上。他转身抬腿迈开步，出了党政办，远远看见小张在洗车，他喊了一声：“小张，快走，乡一小！”
吉普车缓缓停靠在乡一小的操场边缘，于江涛从车内步出。他扫视了一圈操场：一场捐款仪式正在这里举行。操场一角搭建了一个临时的台子，横幅上用维汉两种文字醒目地写着“支持教育，爱心捐款仪式”。台下，众多来宾和学生聚集，他们或站立或坐着，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台上的几位领导身上。在台下前排，一台摄像机已经架设好，而台上，一位摄影记者正肩扛摄像机四处移动，捕捉现场的每一个瞬间。记者的工作服上清晰地印着“里玉县电视台”的字样。
乡一小的捐款仪式的议程安排如下：主持人由乡一小的一位教汉语维吾尔教师担任。议程的第一项是乡一小校长的致辞。吾斯曼校长首先登台，对慷慨捐赠的爱心企业——农行里玉县支行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指出，这些善款将被用于改善学校的教学设施，为孩子们打造一个更加优越的学习环境。
议程的第二项是农行里玉县支行代表的发言。楚君原本计划邀请行长彭家润出席活动，但彭行长因需参加农行州分行的会议，便委托楚君全权代表。楚君在会上发言，他强调教育是国家的未来，乡村教育尤其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他希望此次捐赠能够为乡村孩子们的成长贡献一份力量。
议程的第三项是捐赠支票的交接。在热烈的掌声中，楚君将写有捐赠金额2000元的支票交到吾斯曼校长手中。孩子们用热烈的掌声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此时，于江涛已经抵达现场，站在台下观看着楚君和吾斯曼校长的交接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