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塘矿区又待了两天。这两天白天，我几乎都待在办公室里接听电话。局里的林书记和王局先后给我打了两次电话，内容无一例外，都是询问“中原省工人闹事”事件中，综合公司司总的处理结果。
按理说，林书记和王局都是司总的上级领导，他们完全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司总询问情况。然而，两人却频频将电话打到我这里，背后的原因我并不清楚，也不想深究。目前，我只希望司总能遵守承诺，按照我们矿区的“死亡抚恤金”标准，妥善赔付工人家属。至于事件中的责任追究，那是公安局的职责范围。
我现在只想置身事外，不愿卷入事件的更深层次。贪腐问题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永远无法彻底挖出“最后那个人”的复杂漩涡。
在向两位领导汇报时，我尽量避免提及一些猜测性的话题，只陈述自己所知的事实。毕竟，多说多错。
我没有接到司总的电话，中原省闹事的主事人范成林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更没有到矿上找过我。
这让我感到很困惑。直到第三天，司总终于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告诉我，死亡工人的“抚恤金”已经按照小塘矿的标准发放到了死者家属手中。
他说自己已经尽力做到了这一点，剩下的事情需要公安局去调查，他只能配合，其他也无能为力了。
我说：“司总，谢谢您。您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让我完成了对中原省人的承诺。剩下的事情确实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了。您可能还要继续配合调查，那我现在就算是功成身退了。”
司总听我这么说，也很高兴，跟我客气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虽然我相信司总的话，但我还需要亲自证实“抚恤金”是否真的已经发放到死者家属手中。
我想要找范成林，但他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如果想找他，只能去中原省工人居住的地方碰碰运气。
我把司总电话的内容告诉了文革，说我想去渭塘矿区找中原省工人确认一下。
文革表示要跟我一起去看看，他也想接触那些中原省的人，如果可能的话，把他们招揽到小塘矿区工作。
我当然同意文革的想法，让他赶紧把手头的工作交代一下，我先去车里等他。
文革很快从办公室出来，跟着我下了楼。我开车带着他前往渭塘矿区。
我们先到胜利矿井打听他们的住址，最终在渭塘矿区水泥厂附近找到了他们的居住区。
范成林并没有和工人们住在一起，他和死亡工人家属都住在矿区招待所内。
我向他们询问了“抚恤金”的事情，他们都说已经收到了，每个死亡工人的“抚恤金”是一万块钱。
离开他们的居住区后，我和文革开车去了矿区招待所。
招待所经理告诉我们，死者家属今天早上已经坐火车回老家了，范成林也走了，好像是去了市里，具体怎么回事他们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范成林是否还会回来。
带着诸多疑问，我回到了小塘矿区。
在办公室里，我和文革分析了这件事中范成林的诸多疑点，但始终找不出答案。事情没有弄清楚，总是让人心里难受。
想了想，我拨通了区公安局局长杨运军的电话。
电话接通后，我询问了案情的进展，并告诉他我这两天可能会离开渭塘矿区，可能会回市里，也可能会回省里。我担心局里有事找我找不到，所以先跟杨局打个招呼。
杨运军在电话里说得有些支支吾吾，但我大致听明白了，这个案子暂时搁置，我该忙啥就忙啥去，一时半会儿不会找我了。
放下电话后，我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文革。
其实文革在一旁也听出了个大概，他看着我摇了摇头，说：“小文，这件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家属拿到钱不再追究了，范成林应该也离开江城了。没人追究，公安局还追责谁去？这件事虽然到现在都是个谜团，但有一点很清楚，范成林也被人收买了，他收集的所谓证据应该被他自己否认了。”
我点了点头，同意文革的分析。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再怎么关心也没有用了。
不过，这种被人耍了的感觉很不好，让我心里很不爽。
我心里的不爽没有说给文革听，但以文革的聪慧，不可能看不出来我心情不佳的原因。
他只是对我笑了笑，就回自己办公室去了。
看着文革离开，我拿起电话，打给帮我办贷款的银行，询问我的贷款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办下来。
银行领导说已经差不多了，估计就在最近这两天。
放下电话后，我又给西煤矿区夏总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晚上能到她那，跟她约好晚上一起吃饭，顺便向她请教一些事情。
夏总说：“好啊！你过来吧，我请你吃饭，挺长时间没见到我了，也想跟我说说话。”
放下电话，我去了文革的办公室，告诉他我准备去西煤矿区，在那里等市里银行的贷款消息。
这段时间我可能不过来了，等贷款下来，我就回川省了。
文革没有挽留我。他知道我在小塘矿区待着心情不好，去西煤矿区待两天散散心也不错。
开车离开小塘矿区，天还没黑我就到了西煤矿区。车停在矿区办公楼下，我走进办公楼内，直接去了三楼夏总的办公室。
夏总已经在办公室等着我了。我们见面客套了几句，我就把渭塘矿区的事情一股脑地跟她说了出来。
夏总是我比较信任的人，我一直把她当大姐一样看待。
有什么事情跟她都不用藏着掖着，因为她不会害我的心。
以前，我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王局商量。
自从司总来到渭塘矿区接任总经理职务后，不知怎么就跟他有了间隙，有什么话都不愿意再跟他说了。
林书记也是一样。
或许是因为人处在高位时，想法和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了。
他们考虑的不再是曾经的一亩三分地，而是更多地考虑个人得失。
其实我还是能理解他们的，只是我接受不了他们的转变而已。
不过，在我心里，他们仍然是好领导，亦师亦友的关系只是曾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