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宥伦看了董千里一眼，让他来替自己向冯冀才解释。
“冯先生不要急，我们只是说这件事不好办，但不是说我们《明报》会对这样的事情坐视不理。只要能证实王择《老夫子》确实抄袭了，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报道出来，让更多人知道！”
董千里的承诺让冯冀才心头一定，头脑也跟着冷静了下来。
“我认真调查过，王择生于天.津，原名王家植，50年代在天.津文化宫做美术干部，60年代才到香港，改名王家喜，并以王择的笔名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老夫子》的漫画故事。通过对比王泽的《老夫子》，我完全可以肯定，在人物造型与性格设计上，王择绝对是搬用了朋弟独创的‘老夫子’、‘老白薯’这两个漫画人物。何况连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
为了证明自己说法，冯冀才接着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打文件资料，有介绍朋弟生平简介，有佐证朋弟为《老夫子》原创作者的资料，总共多大数十页。
就在董千里翻开这些资料的同时，冯冀才又继续说道：“如今京津一带50岁以上的人脑子里大都印有老夫子那个笑话百出的形象。在1957年初社会思想松动的那一阵子，朋弟还曾经画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běi 精日报》上，漫画家李滨声还写了一篇短文《介绍老白薯》，为他鼓掌鼓励。后来各种运动一起，朋弟被打倒，再不敢提起画笔。而就在朋弟封笔不久，香港却冒出了一个老夫子，还有老白薯。虽然将老夫子后脑壳的发辫去掉，大腿加长了一些，还把老白薯的上衣换了一件，名字也从‘老白薯’改称‘大蕃薯’，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却与朋弟笔下的人物全然一样，这就是王择的所做作为。本来是一种掩耳盗铃的笨拙剽窃，却因为香港和内地隔绝，信息不通，便使得他瞒天过海，其作更家喻户晓起来！每每思念至此，我都感到十分痛心，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更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董千里看了快速地翻完了冯冀才带来的资料，然后对林宥伦点点头。
“冯先生，对于朋弟先生的人生遭遇，我个人感到十分遗憾，但就《老夫子》这部漫画抄袭一事，即便我们把真相公布出去，结果可能也达不到你预想的那般。”
冯冀才一听林宥伦这话就急了，正要开口反驳，林宥伦却没给他这个机会。
“在感情上，我很能理解冯先生对此事的感受，但站在理性的角度，事情不并不是说把真相公布出去，然后问题就能解决。首先，朋弟先生已经过世，原告都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没办法将那边告上法庭；其次，舆论上的谴责，实际上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老夫子》的读者群体基本都是一些未成年人，他们并不会在乎《老夫子》中的人物是谁原创的，或者说他们根本接触不到此类信息，喜欢这部漫画的依旧还会继续喜欢。”
林宥伦的话让冯冀才一阵沉默，董千里这时候接口说：“作为新闻人，揭露此事责无旁贷，但是冯先生也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事情揭露以后，就像林先生所说那样，最多是让王择尴尬一下，于整件事的解决并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且王择现在已经移居美国，《老夫子》的出版发行事宜都已经交给两个身在台湾的儿子在打理，香港媒体把这件曝光，影响也很有限。”
“难道就事情就只能这样？”对于这样的结果，冯冀才肯定是难以接受的。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只是将这件事曝光出去，更多的努力还需要冯先生去做……比如收集更多朋弟作品，最好能够找到当年他出版的一些漫画册，再一个就是找到朋弟的后人，说服他们找王择打官司索赔。”
“朋弟的后人我见过，性格都不是很强，他们没有这个经济力量跑到海外来打官司，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出头，想依靠他们来和王择打官司不是很现实。”
冯冀才摇摇头，他手上至今都有朋弟后人当年的联系方式，但是这些联系方式已经都失效了。
“他们已经搬家了，电话也打不通。这些后人之间好像相互也不联系。感觉他们支撑不起来这件事。我当时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联系上这个联系不上那个的……那时我就感慨，朋弟先生恐怕是后代无人，这个冤枉可能就要一直背下去了。”
林宥伦和董千里对视一眼，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按照冯冀才的说法，拿这件事想要依靠法律途径解决基本上是无望了。
即便是朋弟后人中有人愿意打官司，但是朋弟作品的版权并不属于某一个后人，只要和其他后人的意见不统一，这件事后期就还得扯皮，这样想把王择告上法庭估计还是遥遥无期。
收下一堆材料，送走冯冀才，林宥伦和董千里在一起继续说起了这件事。
“王择生于1926年，朋弟生于1907年，当年朋弟漫画大红大紫之时，王择应该也是他的忠实读者，由钦佩到模仿，这并非不可思议。朋弟虽然是老夫子人物的原创者，但王择的《老夫子》能有今日的成绩，和朋弟并无太多关系，主要还是王择自己的功劳，如果王择能坦诚地将这件事讲出来，我相信很多人都能理解。”董千里对王择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所以才会说出这番话来。
“王择一身就只有《老夫子》这么一部作品，顶着原创者的光环这么多年，要他承认模仿了别人，谈何容易？”林宥伦摇摇头，心里倒是真的很同情朋弟的遭遇。
一生画了1200幅漫画，到头来手中的艺术被多年的“**风暴”扫荡得空空如也，毕生创造的人物又被人全盘端去。想一想朋弟最终的人生境况，真如一片冰天雪地！
董千里接着便问：“那这件事的报道我们应该怎么来发呢？”
林宥伦心中已经打定主意，“这篇专题评论就由我来写吧！”
——
林宥伦不像金镛那般勤笔不辍，经常在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自从他从金镛手上接过《明报》之后，报纸上头版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看到他亲笔署名的文章，所以当这篇名为《香港代表性漫画风光三十年：一个老夫子，两种人生！》出现在次日《明报》头版最显眼的位置处时，整个香港文化界都被此事惊动。
《明报》编辑部为这篇文章配了两张图片，一张是朋弟水墨画风格的老夫子，一张是王择漫画风格的老夫子。
在文中，林宥伦并没有刻意提到王择抄袭的问题，只是以一种平淡叙述的口吻，介绍了朋弟和王择两位“老夫子”作者不同的人生经历。
而在文章结尾处，林宥伦留下了这么一段话——“不是所有的灵感都能获得赞叹，也不是所有的天才都可以成为大师，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生而逢时，是王先生之幸，生不逢时，是朋弟之哀，朋弟若泉下有知，肯定会对王先生说，你还欠我坟前一炷香！”
老夫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香港逐渐式微，随后转战台湾，抄袭之事20年里都没有人在讲，林宥伦的文章一发表，关于《老夫子》漫画涉嫌抄袭的讨论立刻成为了香港文化界热议的话题。
消息传到台湾，立刻就有记者以此事向王择的儿子小王择求证，对方当即否认，并称林宥伦是在说谎。
这样的回复，却是一下子就惹怒了香港的很多的文化人，黄沾第一个站出来炮轰王择。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王择的二次创作以及台湾香港的推广和普及，只靠大陆方面的创作和渠道，老夫子这个漫画形象绝对不会取得现在这么大的影响。但是有个问题王择应该承认，就是自己在创作老夫子上受了朋弟的影响。他一直不表态，这就不够仗义，不够光明磊落……最让我难以容忍的是，王择的儿子有什么资格站出来说话，说句不好听的话，当年朋弟成名时，他还连精.子都没变成呢！”
黄沾开了这个头，香港文化界人士也纷纷对此事发表意见，就连处在半退休状态的金镛，也为此事难得的出声。
“我知道批评王择，肯定会有人说我是在拉偏架，但是任何东西，从一到二很简单，从无到有却很难。也许原作者朋弟并不是一个十分想要出名的人，但是你应当表达敬意，除非他明确反对你这样做。王择父子在推广老夫子上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坐实确有模仿借鉴之处，他们至少欠原作者朋第一个标示，这与任何其他事情无关！哪怕朋弟再也看不到了，这也是对逝者最起码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