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赐瞅见黄锦没说话，他立马抢过话头，他仍是扮着强硬的样子，冷笑地开口说道：“看来你们这生意是不想做了。”
刘赐气势十足地蔑了一圈周遭凶神恶煞的倭寇，他冷笑道：“得罪了姚家，得罪了朝廷，甚至得罪了万岁爷，看来你们着实是要把这口锅给砸了！”
刘赐这话是扎实地切中了倭寇们在乎的事情，这些倭寇盯着眼前的银子，也不在乎皇帝或者锦衣卫的报仇，但他们还是会在乎日后的生意好不好做，他们也不想把这大伙吃饭的锅给砸了。
徐活佛自然也是这么想，或者说他的部下们这么想，他也必须这么想。
徐活佛对刘赐说道：“姚公子，徐某说了，不过要你们留下买命财……”
刘赐心中已经盘算好，黄锦舍不得银子，怕舍了银子没法向嘉靖皇帝交代，刘赐可不是，他本来就不那么在乎“执掌姚家”这差事，更不在乎嘉靖皇帝怎么样，能不能交差，所以他直截了当地说道：“这一半银子，你们搬走吧。”
徐活佛倒是没想到这“姚公子”这般干脆利落，他说道：“我们干这行当的，取人钱财从来没有取一半留一半的道理。”
刘赐说道：“徐爷，想必你也知道我们姚家的状况，姚家已经亏欠了快二百万两银子，此番生意的钱财是向同济会借的，说实在，眼下这单生意，这一百万两银子是姚家的生意还能办下去的希望，留下一半银子，姚家还活得下来，你要是再多占，可是要断了姚家的活路。”
刘赐这话说得在理，黄锦听到刘赐要让出“一半银子”时已经看着刘赐，他是决计不愿这般“出血”的，在险恶的权力斗争中他已经养成了寸土必争，寸步不退的脾性和习惯。
徐活佛说道：“活不活得下来，是你们操心的事情，和徐某无关，再说了，咱们弟兄的妻儿老小被饿死的时候，怎么没有人管咱们能不能活下来？”
徐活佛这话说出来，众倭寇都冷眼看着刘赐和黄锦一伙，这些倭寇显然都是江南的贫苦百姓出身，他们之所以流落成倭寇，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比如遭了灾，无饭可吃，比如犯了盗匪之事，被官府通缉，无奈之下落草，比如受了冤屈，家中妻儿受辱，为了报仇得罪权贵，不得已走上亡命之徒，但是这些原因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权贵阶层的压迫。
大明天下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已然形成一个强大的权贵阶层，尤其是商业最发达的江南，像“姚家”这般的豪门掌控了官、商双重的权力，凭借权势、财势本能地、大肆地扩展力量，而他们利益的扩张必然挤占平民百姓的利益，或者说这些豪门的坐大本来就建立在对平民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之上，所以社会的贫富分化自然而然地、日复一日地变得严重，来到如今的嘉靖朝三十六年，大明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悬殊。
这些豪门势力扩张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本质的手段就是所谓“土地兼并”，即通过种种手段购买、抢占百姓的土地，因为“土地”是最根本的“财富”，金银财宝、古玩字画都是虚拟出来的价值，只有“土地”的价值是最看得见摸得着的、具有本质价值的财富。
如今的大明天下，《汉书》中所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景象已经再一次重现，还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词中描述的景象也随处可见。
民间百姓自然对现状不满，但是古往今来百姓都难以改变这权贵压迫的现实状况，除非是农民揭竿而起，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但这往往意味着必须用大规模的战争推动秩序的打破重建，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或者是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
除了大规模的反抗和战争，古往今来百姓很少能够凭借其他手段获得“公平”，就比如眼下这些当了倭寇的百姓，他们都是大明的子民，这些人都是倭寇中的精锐，他们中间罕见道德败坏之人，因为无秩序无底线的“恶人”是没成为任何一个秩序环境之中的精英的，眼前这些倭寇精锐之所以沦为亡命之徒，着实是因为他们活不下去的，他们都身强力壮，乐于拼搏奋斗，他们这样的人，但凡是给他们付出劳动就能够得到公平报酬的机会，但凡是让他们通过正当途径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是绝不会来当倭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