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龙年的政府最大力度的工作，应该就算是反腐了，而这方面也确实狠抓了一大批典型，并且惩处力度也很强，大部分人都伏法了。
在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之时，也是中国向官员**重拳出击的一年、中国司法体系深化改革的一年、中国司法机关加大执法力度的一年。今年国内的反**斗争可以说是波澜壮阔，**迭起，有声有色。
中纪委在年初研究部署今年的廉政建设和反**工作时，一号首长就明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特别强调对敢于无视法纪、违法犯罪的干部，必须用重典。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该杀的坚决杀，决不手软。
恐怕当时很多人都以为这话时在走过场，但是这大半年都过去了，一路杀下来的贪官们，确实够得上绝不手软了。
除了官职最大的成克杰之外，龙年反腐第一枪是打在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身上的，短短四年多的时间里，胡长清暴敛钱财七百余万元，高峰时期日进三万元。
贪官爱钱不爱命，顶风作案，照贪不误，就照毙不误，有道是刀快不怕脖子粗，之后几个月中连续响起的枪声，就昭示了中央惩贪的决心。
安徽第一贪周继美是原阜阳市长肖作新的夫人，一副白面书生模样的肖作新在安徽阜阳的口碑尚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玩女人，还是一个大孝子。然而，谁又能料到，就是这位阜阳一千三百多万人口的父母官，竟在五年里聚敛了两千多万元的财产，其灵魂蜕变的速度令人惊讶。
当然，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有一位贤妻。
每一位成功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每一个贪官的背后也必有至少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是胃口特别大，仅仅是旺夫已经不能使她满足了，所以就需要做点儿别的事情。从审判结果看来，她的罪行要比丈夫严重得多，除了贪污受贿，还非法倒卖土地。
广西巨贪李乘龙只是一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任职期间每天的收入不下万元。被捕时，李乘龙视为命根子的两个小小的、两尺见方的密码箱中，其票据、凭单、房产证等价值竟超过了一千五百万元。
令人惊心的是，李乘龙一案提出萝卜带出泥，直接间接牵出了一大批人员，其中就包括李乘龙的直接上司，很显然，失去制约的权力带来的必然是普遍性的**，监督、管理也就处于真空状态了。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巨贪兰一克，他可以算是巨贪中的技术型选手，他利用经办非贸易企业留成外汇计算、审核工作的职务之便，采取涂改外汇买卖统计卡、改变单位名称和加大外汇金额的手段，骗取外汇额度卖出，巧取公款一千多万。
尤其是在他破解了单位的会计密码后，将四川省科技交流中心帐户上的外汇额度余额由零虚增为五百八十万美元欲卖出，被单位复核时识破。
而浙江的朱华光年仅三十多岁，被捕前是宁波中拓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可以说是年轻有为，他利用职务之便，采用虚开材料发票入账或者直接转账的方法，先后套取现金共计人民币九百多万。
仕途上春风得意的朱华光如何会自甘下流，变成疯狂的贪污犯？监管制度的漏洞恐怕是怂恿其迅速堕落的因素之一。面对唾手可得的巨款，想叫猫儿不吃腥，显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虚开发票的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却屡屡得逞，不能不说这里面有制度上的原因。老话说得好，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遏制**，显然是要从监管上想办法，光是枪毙是不管用的。
毕竟在巨大的唾手可得的利益面前，子弹又算老几呢？抓住的是少数，抓住了定了罪的更是少少数，而抓住了定罪了并且枪毙了的，那就是凤毛麟角了，跑掉的和没被抓住的才是大多数，这样的几率，这样的低成本**，显然是会对大部分人产生强烈的刺激和吸引力。
在国内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出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客观方面讲，由于国家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在短时期内还比较薄弱，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在短时期内还没有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民主和法制建设在短时期内还难以完善，这就使**有了滋生蔓延的条件，使**呈现常见多发的状态。
从主观方面讲，至今仍有不少地区和部门把发展经济与反对**对立起来，一手硬一手软，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以致原本经过主观努力能够抑制的一些**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滋生蔓延了。
从年初到现在，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查结案件十三万四千多件，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四千多人，地厅级干部三百多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二十一人。
一年内查处这么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说明如今国内的反**斗争的力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并不能说中央没有动真格儿的。
不过范无病在跟梓琪谈到这些案例的时候，显得有些不以为然，“惩治贪腐使用重典，当然没有错儿，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群众监管，在某些地域的官员们，现在就跟土皇帝们差不多，黑白两道通吃，据说虽然中央设置了举报人保密制度，但是实际上这项制度聊胜于无，有八成以上的举报人都遭到了打击报复。国内也应该学一学类似于香港那样的证人保护制度，否则谁还敢举报啊？指不定哪天就被人家给灭口了！”
“没有那么恐怖吧——”梓琪有些吃惊地问道。
“怎么能没有？”范无病摇了摇头道，“只不过是你不大注意罢了，内参上面很多这样的事情的——”
不过除了这些事情之外，范无病对于西部大开发也是比较关注的。
站在新世纪门槛上，每个中国人的感触都有不同。
今年的人均GDP达到了八百五十美元，中央宣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二十一年前邓公提出的小康目标，但各个地区的发展并不均衡，比如说深圳人均达到五千美元，而四川只有五百一十美元，贵州只有两百八十美元。
“让一部人先富起来，让沿海先发展起来，是前二十年制定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沿海地区迅速跟上世界的潮流，成为世界工厂，中西部地区与沿海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范无病有些感慨地对梓琪说道，“可以这么说一句，人类所有阶段的生产力形态，在中国都可以找到，大城市在推行信息化，进入E时代，而在西南深山，尚有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
其实不仅是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进一步地拉大。
先富起来的农民，不少人都迁往城市，农村和农业持续承受着人力资源和资金的净流失。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成为实质上的二等公民。
乡镇提留，农业税，多数用于供养乡镇政府的冗员，小水利垮了，农村医疗垮了，沉重的税费，种地亏本，农民再无积极性，任由土地荒芜，以至于今年开春，全国农村合作基金会全部关门歇业，农村金融服务出现了空档。
而今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表示，大陆人口为十二亿六千多万。
虽然说人口问题被控制住了，但另外一些问题又暴露出来了，一个是老年人口比例加大，中国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未富先老，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障，如何养老成了大问题。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基尼系数跨越了零点四的国际警戒线，这也意味着贫富差异在中国，已超过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同时逾越了社会容忍的限度，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全国平均线以下，只能说勉强温饱。
“如今的中国，正被撕裂为两部分，一个是口岸中国，一个是内陆中国。后者一直为口岸中国进入全球化大循环透支着自己，奉献着自己的儿女，他们就是农民工，在现在农民工的数量已有一亿以上。他们吃苦耐劳，没有社会保障，其中百分之七的人伤残，却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城里人可以歧视他们，但谁都知道此时的中国，核心竞争力正是劳动力的价廉物美。”范无病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面有些湿润。
梓琪心有所感，用手轻轻地替范无病擦着眼角，轻轻地说道，“乖，这不是你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这确实不是范无病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虽然他很有钱，但是有些问题不是光有钱就可以解决的。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也并非是范无病一个人，西部大开发开始布局，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方向，而十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则提出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仅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改革的成果为所有国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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