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在边郡上居住过的人，永远都不知道，也不明白，负责守卫边郡的将士和那些不得不一直居住在边郡中的普通百姓们，尤其是，汉武帝开河西四郡和朔方刺史部之后，屡屡都从关东征募百姓充实这几郡，而被抽调百姓最多的正是卜至忠所在的东莱郡。
那些时时刻刻都会担心匈奴人什么时候会派骑兵进入郡内，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也只会有金系官员一派担当边郡太守、郡尉之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并州，匈奴人后来一旦打听清楚了边郡守将的名字，只要是金知蝉的官家或者手下担当太守或者郡尉的话，他们都会主动退避三舍。
先开始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后来，匈奴人经过几次失败的入侵战，全都铩羽而归之后，匈奴人全都被打怕了，这才有了后来的敬畏。
这些会议内容传遍了整个长安城之后，吃瓜群众们当中立刻有不少人变身成为了愤青，纷纷举着横幅到贤良和文学们的居住地外，高喊着口号。
这个时候，霍光急忙派人在城中也同样散布对桑弘羊一些不利的信息，可是，坏的消息与坏的消息，其本质上是有很大不同的。
像桑弘羊主导的那些新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确是百姓们的切身感受、也造成了很多切身之痛。
可是，长安城中的大部分市民也的确是因为这些政策得利了，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说桑弘羊和他们一系官员借用新法，中饱私囊，让自己发家致富，那么，好了，杜周再一次被推了出来，谁让他是一个极好的靶子，而且，盐铁会议本质上也是因为他的建议才召开的。杜延年即便辞了官，也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转变百姓们对他固有的态度和认识。
也许，这种固有的态度和认识终杜延年一生都无法改变。
千金散去还复来，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这句诗中的真意的。
何况，财产问题终究是小问题，国防问题，还有对匈奴人作战这件事，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问题，才是个天大的问题。
在与匈奴人的战争中，付出最多的无疑是关中，其中，像羽林军全都是关中地区征募来的良家子。这些人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保一方安宁，保证自己的家人能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居然被几十个光会耍耍嘴皮子和笔杆子的儒生们全盘否定到。
这让他们无论如何接受盐铁会议上，有关这方面的争论，贤良和文学们对这件事的否定。
若是想贤良和文学们所说的那样，那么，他们的家人岂不是白死了吗？
贤良和文学们越是围绕这个问题，攻击桑弘羊，就越是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争议。
这个时候，上朝官中的儒生们一个个都不得不保持静默状态，不敢再为参与会议的贤良和文学们站脚助威和张目了。
最后，见霍光一直不出面阻止这方面的争论，丞相田千秋终于忍不住了，他在一天的盐铁会议中大声宣布，盐铁会议要想继续下去的话，与会的人都不得再谈论与朝廷外交政策有关的议题。
老好人发脾气，还是很有威力的。
于是，那天的会议便转到了下一个议题——治国理念。
对于大汉朝的治国理念，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亲政之前，大汉朝的执政们实施的都是黄老之策，也就是说，事实上，被后世儒生们极力推崇的文景之治，其实根本就不是儒生们的功劳，而是道家学派的功劳，跟儒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汉武帝亲政之后，到执政中期，都在主动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政策，可是，到了后期，尤其是汉武帝任用桑弘羊之后，却在事实上改变了统治政策。
后来，汉宣帝用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加以概括：‘霸王道杂之’。
具体做法就是德刑并用。
汉宣帝认为，不能只信用儒生，
这种理论的渊源原本就是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相互结合，以儒学为主题，法家思想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吸收墨家道家和阴阳家等的思想杂糅而成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立刻发现儒生好虚言，而少实绩的特点，这一点，在金系官员的衬托下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边郡城市。
汉武帝时期，着名的定襄郡惨案，就是儒生不作为造成的恶果。
后来，为了能够达到恩威并用、双管齐下的目的，汉武帝才大力推行‘霸王道杂之’的政策。
汉宣帝可以说使用这种治国政策的集大成者，不过，因为汉宣帝本人过于念旧，一直舍不得废弃糟糠之妻许皇后所生的独子汉元帝，在汉宣帝时候，汉元帝就成了真正事实独尊儒术治国之策的第一个皇帝。
桑弘羊本人表面上是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其实，他是个杂家，就如同吕不韦一样。他主张依法治国，坚信刑法可以止暴，特别推崇严刑峻法的作用。
他认为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严格执行法治，让百姓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平日里就小心谨慎，奸邪也自然就会止息。
针对贤良文学对一些酷吏的指责，他认为酷吏并不全都是贪婪、残暴之徒，比如，郅都、宁成、赵禹、张汤、尹奇和减宣，这六个人不但立身极正，而且，清廉自守，全都能够作到以法治事，对犯法者雷厉风行地加以处决，毫不手软。
现如今，汉武帝时期，十大酷吏当中，唯一一个还活着的酷吏就只有减宣一个人了。不过，他之前已经跟随卜至忠一起致仕了。
所以，凡是他们治理过的地方，全都能作到寇止奸禁，取得良好的治绩。与贤良和文学们所说的完全不同，百姓们的生活没有变得更差，反而变得更加富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