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前边讲到凌家子弟上黄山的第九天下午，老道长应三叔的要求，给凌家子弟们讲了各种江湖骗术，还讲了晋商的经商之道。
四叔带了一个凌家子弟是在凌家子弟上黄山的第八天早上离开松谷草堂，下黄山回休宁；距离现在都第二天了，他们两个人轻装出行，满打满算，他们应该这个时候才刚回到家。
如果四叔他们回到家，就知道朝廷是否下了诏书。
说起来，我是真的幸运！
凌家准备迁居后，我曾建议凌家迁往云南，还建议凌家试借明朝有十年一查户籍的制度漏洞，以外出营商的方式，将家族的人，分批迁往云南。
事实上，我的方法既冒险又不合法。
及到凌家族人上黄山，得遇我穿越前的大学历史导师游教授，游教授从现代穿越到明代，就变成了松谷草堂的老道长。
老道长给我们指出，凌家入滇要循合法的渠道，应朝廷的号召入滇就是一个十分好的合法渠道。
明代在现代人的印象中，除了朝廷对开国功臣的捕杀，还有锦衣卫和东、西厂特务的恐怖。
当我穿越到大明后、亲身经历明太祖洪武年代的生活，发现这时的明朝，虽把外族赶到关外，国内暂无战乱，但是，明朝廷对人民的管理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严厉，这严历，反映在“路引制度”。
明代的路引，就是明代以前朝代称为“公凭”的文件。
明代统治者规定：军民往来，必凭路引，违者关津擒拿，按律治罪。
明代的路引一如汉唐的传和过所，汉唐时主要是为了保障兵源，怕百姓会为了逃避兵役而远走他方；而明代的路引，则偏重是为了不让百姓到处游走。
洪武十九年，即公元1386年，明太祖在《御制大诰续编》里几次提到路引，他明确指出，要四方人民“各安其业，要互知丁业，俱在里甲”。
“各安其业，互知丁业，俱在里甲”的意思是：
第一是指不能无业游荡；
第二是互相监督，要对邻居的人口状况和从何行业都要一清二楚；
第三是所有人口均在入户籍进行登记管理。
明太祖重点提示一点：“市村绝不许有逸夫”。
逸夫又叫逸民，指那些游惰之民。
明太祖在《御制大诰续编》里说：“先王之教，其业有四，曰：士农工商。昔民从教，专守四业，人民大安。”
明太祖是说，人民如果能安于士农工商，就社会安定。
逸夫早在唐宋两朝时，就有很多这样的闲人。
老道长曾跟我们提起过：明代的江湖人士分为逸夫、喇唬、光棍三种。
逸夫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公门讨生活，帮人找门路、打点，赚取生活费。
一类是在市井游逛，不务生产，欺善怕恶。
明太祖皇帝如此针对“逸夫”，是因为他深知“逸夫”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因为说到底，明太祖自己就曾经是“逸夫”一名。
元末时期，朝廷腐败、民不聊生，逸夫游走各方，不务四业，专会煽惑鼓动，这个时候，许多人起来传播推翻元朝政府的统治，例如彭莹玉、韩山童、郭子兴和朱元璋，他们到处散播“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的传说，直指元朝将亡，鼓动人民加入到他们起义的队列中来。
朱元璋从一堆“逸夫”中成功跑出，所以对“逸夫”心生戒备，下决心除之而后快。
明太祖用什么办法来清除“逸夫”呢？
用“知丁法”。
“知丁之法，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受士业者几，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
从这段话中，可以得知所谓的“知丁法”，就是做户口调查，要知道每一户居民，人口总数多少，其中从事农业的有多少人，读书从士的有多少人，从事工业的有多少人，从事商业的有多少人。
明太祖专门为搞这个户籍管理，就搞了十多年功夫，形成了户贴（即户口卡片）和黄册（户口调查清册），最后把户口编成里甲，十户为甲，十甲为一里。甲有甲长，里有里长，井然有序。
为了保证人民能安居乐业，明太祖还用了一个非常狠的方法：以人治人。
“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俱在里甲\\\"。
就是要邻居之间，要互相知道对方家世情况。
如果不知情或为之隐瞒的，而那家人又犯了事的，邻居也受牵连，甚至同罪。
明太祖规定有两类人，离家百里之外，必须有路引来证明身份，一是读书人，二是农民。
因为这两种人一般都是朝出暮回。
而工人和商人，则有明确规定，出发前要让邻居知晓，然后如果两年都没有回来，则邻居是可以报备官府，如果外出的人，犯下了什么事，这个报备是可以得以免责。如果知情不报的、或报备迟了的话，邻居就麻烦大了。
我初时想趁明代十年人口普查的漏洞，以外出经商的路引，行至云南定居，就算我们凌家走得成，邻居也可能因此被入罪，这就太无辜了！
生在明代，连邻居是什么人，都要细查清楚，否则一不小心，会被牵连，这实在太可怕了！
明太祖心细如尘，他还想到如果经商在外的人，持着路引远走他方时，谁管得着？
明太祖说：如果有人对路上的生面人觉得怀疑的，可以询问查看他的路引。
查看路引后，还有如下的规定：
今后无物引老者（引老是引已过期者），虽引未老，无物可鬵，终日支吾者，坊厢村店拿捉赴官，治以游食，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设若见此不拿，为他人所获，所安（住）之处，本家邻里罪如上。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发现他的路引过期，可以举报；路引未过期，但是不见他持有货物，并对自己做什么支支吾吾的，坊厢村店可以将此人捉拿赴官，以游食的罪名治他的罪，重则杀身，轻则施以黥刑，即在他的脸上或身体某个部位用墨刺字。如果见到有怀疑的人不捉拿他的，他住在什么地方，那家人和邻居都同罪。
明代的路引制度，比汉唐时严酷多了！
也有人没写路引就出发了的，如果被捉到了，特殊情况，还是有情可讲的，但要看遇上什么官了，还有就是官当时的心情如何。
曾有一个例子。
洪武六年，常州府巡检盘查时，捕获一个无路引的人，就将他送了去官府论罪。
官员问他干什么到处去？
这人说自己的祖母病危，他远出求医，急着出发，赶不及写路引。
官员听了说，此人情况值得同情。
就将此人无罪释放了。
曾有一个湖广的官员上奏说：当地有人行商到了湖广地区，见地广，就留恋不想离开，在当地娶妻生子，结党为非。
这名官员建议朝廷由户部出面，对这些人督促他们返回家乡。
如果我们凌家族人，自行迁居到了云南，可能也会面临上述这种被驱回原籍的处理。
明代的人民，是不能随遇而安的。
出行人有路引，才可保证行旅的安全，遇上关卡津口的盘查诘问，得以通过。
明代的路引，不是免费的呵，需要自己掏钱购买的。
换句话讲，如果你没钱买路引，就真是寸步难行了。
老百姓得引不容易，而有管路引的官员因此卖引生利；这些官员还以高利出售空白的路引，就是任由购买者为自己的方便填写内容。
不过， 有一种人无需路引，一路得以通行，这种人就是到京都告密的地方豪坤。
对这些告密者，拦截盘查可以，但是一问之下，如果对方说是上京告密，要立即放行，否则延误了时机，阻碍者就犯了重罪。
你说明代的路引制度，可不可怕？
朱元璋自己是从“逸夫”开始，一步一步登上帝位，他是知道三人成虎、人言可畏的道理，为了莫须有的可能性，将“逸夫”化作全民皆敌，也只有明代做得到。
明代的人民，就是生活在这种窒息的氛围下，人人自危，互相怀疑，在压抑中寻求生存的快乐。
凌家族人在黄山上得遇老道长，及时调整入滇策略，真是幸运之至了。
有什么比得上，持着一份官方公文，全族安全迁居入滇重要呢？